简析白居易的讽喻诗.doc

简析白居易的讽喻诗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存诗三千余首，是唐朝诗家中存诗最多的。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四类，其中最有价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讽喻诗，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意激而直言”的讽喻诗，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政治抱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的讽喻诗数量并不太多，仅有170首左右。这些诗主要创作于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这些讽喻诗将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从多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涉及了众多的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反映了白居易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还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他的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上承《诗经》，汉乐府、杜甫诗歌的优良传统，积极反映社会现实，艺术上也自树一格，被誉为“唐代《诗经》”。 　　一、白居易讽喻诗出现的时代背景 　　白居易注重讽喻诗，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的。 　　白居易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业儒之家。其祖父白锽、外祖父陈润都是诗人。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做过多任地方官。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白居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为其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当时，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在唐王朝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了朝廷的生杀大权，专横贪暴，无恶不作，连皇帝的废立也多半出于其手。而封建官僚之间的党争更加剧了政治的黑暗。这时，白居易一家也因战乱到徐州一带避难。后又迁到越中。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索米乞衣于邻郡邑”。也正是这种贫穷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对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政治上和诗歌创作上关怀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础。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月，白居易考中进士。不久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周至县尉。几年后，又入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学士中提拔。而左拾遗是谏官，位虽不高，却接近皇帝。所以，白居易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贵。”这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大的战乱，国家暂时实现了统一，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社会相对安定，史称“中兴”时期。这种社会表面上的短暂回升，虽未能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矛盾，但却给一部分有识之士带来了改革社会、振兴国事的希望。他们热心从政，跃跃欲试，提出各种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白居易曾与元稹合写《策林》七十五篇，不断向皇帝进谏，极力主张改革时政。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社会弊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他认为诗歌应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以便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他十分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诗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采诗官》)。关心现实，干预时政，白居易认为这是诗歌最主要的社会功能。这一时期是白居易关心社会生活，在艺术创作上最富于进取精神的时期。诗人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立志“为民请命”，“兼济天下”，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此，他在任职之上“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幄呼。常增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子》)因此，“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与元九书》)一方面又利用诗歌作武器，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他的那些著名的讽谕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都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权豪们“扼腕”“变色”“切齿” (《与元九书》)。 　　二、白居易讽喻诗的思想内容 　　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 　　首先，他描述了这个朝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