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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的文化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 钟启泉 真正的课程改革，必定是观念与体制的同步变革。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规定了课程观念与课程体制同步变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原理原则和策略措施。三年来，新课程在国家实验区和实验学校取得了重大进展，积累了不少新鲜经验。然而，新课程的实施确实遭遇到来自旧观念与旧体制的严重阻抗。换言之，旧有的课程文化造成了形形色色的思想上、制度上的障碍，陈规陋习若隐若现，积重难返。本文围绕新课程实施中的难点与误区，探讨实现这种文化转型的若干基本课题。 建设新的编审队伍和教科书系列 自2001年9月在国家课程改革实验区启动课程改革实验以来，全国共有1642 个实验区、3500万中小学生采用新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程实际上已经从实验阶段进入了推广阶段。普通高中新课程的实验也要从今年起稳妥地推进。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全国性的教师研修的高潮已经到来。从课程发展的机制来说，不同于建国以来以往七次的课程改革之处，就在于它不仅仅满足于若干中小学教材出版基地推出多套不同风格的、有前瞻性的、可操作的课程教材体系，而且要造就一支课程理论研究队伍和课程教材编制队伍；形成全国性的课程实验的网络。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课程发展机制；一种从“控权”到“赋权”的新型 “课程文化”的再造。由《纲要》驱动的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动实践。 “课程文化”的再造是课程改革的直接诉求和终极目标。然而，时至今日，教育界某些人士甚至一些所谓的教育专家，仍然在冷眼旁观。他们对于新课程的实施进展视而不见，对于新课程的理论建树视而不见，对于一线教师的专业能量视而不见。例如，从“精英主义教育”走向“大众主义教育”、从“灌输中心的教学”走向 “对话中心的教学”、从“甄别性评价”走向“发展性评价”，原本是当今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共同追求，然而，一些人居然把旧课程的弊端或者明明是新旧课堂教学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硬栽赃到新课程的头上，“质疑新课程”，混淆视听；另一些人则死抱着苏俄凯洛夫教育学不放，振振有词地“引经据典”，为“应试主义教育”鸣冤。对于这些惰性和干扰，我们别无他法，惟有拿起理论的武器去荡涤所有这些“应试文化”的观念，用脚踏实地的优质的改革实践去封杀所有这些“应试文化”的话语。另一方面，新课程要求教师弘扬团队精神，基于共同的课程理念而合作，而不应视为一种工作形态来操纵，它是一种文化的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欢迎冷眼旁观者幡然醒悟，尽快加入到新课程实施队伍中来。 在新课程实施中首当其冲的，是直接参与课程教材设计的编审队伍的建设。可以说，编审队伍的建设本身即是课程改革的目的之一。然而，随着课程编制 “赋权”的进展，事实上编审队伍的素质问题已浮出水面。目前我国的课程教材编审队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教科书设计理念、设计技术和评价尺度非常落后。加上某些“权钱交易”的干扰，一些教材编写组原本就没有教材编写的专业素质。一些教科书编写者往往不去深究各自学科在整个课程架构中的定位和各个学习领域的特性，而是各自发挥，理所当然地去解释课程纲要和课程标准；又迫于时间压力，无暇顾及教材品质。任何学科的知识结构都包含事实、概念、原理原则和理论及其背后的思考方式与伦理道德价值。传统的教材设计只强调事实，注重记忆；只注重文字符号系统的表述，却忽略了视觉符号系统的呈现，如此等等。教科书编审者首先应当是改革家，而不是经验主义者。教科书的审查涉及内容及价值观、教材组织及教学协助、习作设计、物理属性等维度，需要从创新性、科学性、可读性等各个层面进行分析。倘若缺乏教材研究的广阔视野和基本素养，往往容易一叶障目，颠倒是非。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型教科书的打造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精心实践、精雕细刻，才能臻于完善。今日标榜“新课程”的教材未必统统是新教材，承担新教材开发的编写组未必统统是新课程的代表。在这里，我们需要两种创造： 第一，创造“和而不同”的编审关系。编审队伍同是课程开发共同体的一员，应当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共同的责任和权利，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审查教材的惟一标准就是课程标准。因此，审查委员不能凭借自己头脑里面固有的观念和偏好去审查教材，而是要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去审定和鼓励不同风格的教材问世。编审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而不同”、“和谐合作”的关系，不应当是“猫鼠关系”，不应当是指令与服从的关系。教科书审查专家的“审查结论”不是法院的判决书。教材审查的过程应当是面对面的平等对话的过程，彼此尊重，共同成长。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新型的编审体制。 第二，创造“和而不同”的教科书系列。关注不同风格的教科书问世，是编审队伍需要刻意追求的课题。所谓“一纲多本”，无非是指教科书的个性特色。教科书风格的多样化是一种“和而不同”——基于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