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爱情悲剧中的魏晋文化意蕴分析[权威资料].doc

梁祝爱情悲剧中的魏晋文化意蕴分析 　　摘要 由于汉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已，多种文化思潮兴起，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开放化与多元化的特点，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魏晋女子对个人价值及平等爱情的追求成为魏晋一道美丽的风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演绎的是源于东晋时期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无论是对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追求，还是对至死不渝爱情的追求，其思想与言行在展示魏晋风流的同时，更展示出深层次的魏晋文化意蕴。 　　关键词：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 魏晋风流 文化意蕴 　　J825 A 　　战乱与分裂是魏晋时期最显著的社会特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四）正是这一时期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政局的动荡，使孔融、陆机、潘岳、谢 等许多文人莫名卷入政治斗争而惨遭杀戮，这一时期的文人名士更能感触到生命之脆弱，命运之无常，从而形成他们在言行上放任性情、行为率真、执着于情的特点，后世文人将这一特点称之为魏晋风流。由于这一时期社会整体上的动荡不安，秦汉以来维护封建集权统治的儒家传统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人民，尤其是文人的思想呈现出解放态势。玄学等多种文化思潮兴起，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化趋势，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慢慢觉醒，不少知识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她们不仅追求自身的理想、价值，更追求男女平等的爱情。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描述的是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千金小姐祝英台与会稽贫寒书生梁山伯之间的悲凉爱情故事。祝英台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与爱情，演绎了一段令人感慨不已、叹婉不止的传奇人生。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是其所展示出的魏晋文化意蕴，或者说是其所蕴含的魏晋文化意蕴令其魅力永存。 　　一 梁祝爱情故事源于魏晋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内容来源于浙江上虞关于梁祝的民间传说故事。袁雪芬（祝英台）与范瑞娟（梁山伯）主演的戏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开场第一句合唱“上虞县，祝家村，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就道出了祝英台的家乡所在。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初唐年间梁载言《十道四蕃志》：“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载有具体故事情节的是晚唐时期张读的《宣室志》：“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令，病死，葬城西。祝氏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之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裂陷，祝氏遂并埋也。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晋丞相谢安也是上虞人，其家与祝家庄相隔仅二十余里。他的侄女就是被称为“柳絮才”的才女谢道韫。由此可知，他对“伪为男装游学”的祝英台自然是赞赏有加，对祝英台为情而死之事自是感慨至极，以至于“奏表其墓曰‘义妇冢’”。越剧的发源地嵊县紧邻上虞，早期的越剧艺人对梁祝故事自是极为熟悉与喜爱。早在宋元时期，梁祝爱情故事就被搬上了戏剧舞台，明清时期传演愈盛。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经过艺人们的多次改编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编剧等进行改编之后，上海越剧院及越剧工作者又对其进行了修改，最终使该剧其成为越剧精品剧目。1953年，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该部戏被拍摄成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并拿到许多国家放映，梁祝的爱情故事不仅走遍了大江南北，为中国人家喻户晓，更是享誉全球，为世人熟知。 　　一千多年来，梁祝的爱情故事经历了不同的朝代，在不同的时代精神风貌和不同的人文社会背景影响之下，不同时期的人们依照自己不同的审美观念和社会理想对其进行整理、改编，但无论如何改编，祝英台为追求理想，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女扮男装外出求学；在求学过程中与梁山伯因相知而相恋，为追求爱情，不顾门第不当的礼念约束，誓死反对父亲为自己安排的、门当户对的马家婚约，因英台父亲不能突破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第观念，最终导致梁山伯为相思而离世，祝英台为情而决然赴死，梁祝二人双双徇情的悲惨结局，这些展示着魏晋文化意蕴的亮点从未被改编、丢弃，而是在中国文化史上闪耀着越来越耀眼的光辉。 　　二 梁祝爱情悲剧的根源直接折射了魏晋门阀制度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袁雪芬、范瑞娟戏曲电影版）“劝婚”一场中，祝英台的父亲喜气洋洋地向英台道喜，认为自己虽然未同女儿商量，但能将女儿嫁给有财有势太守之子马文才是“攀得乘龙婿，祝家门第多光彩”，当祝英台惊愕地说自己不配时，祝员外很不理解，如此门当户对，怎么说不配呢。当从丫头银心嘴里得知英台亲自许婚梁山伯时，气极败坏，认为马家有媒有聘有父命，闺女自己定亲为礼法所不容。当英台辩解说自己与梁山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