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讲读》——《史记》的创作宗旨与体制.ppt

《史记讲读》——《史记》的创作宗旨和体制 制作讲授：张学成 一、司马迁的创作宗旨 1、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际，《说文解字》：“际，壁会也。”段玉裁注为：“两墙相合之缝也。”后引申为分界、边际；交会、会合等义。“究天人之际”，也就是要探求天道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会合点，使之相沟通；即探究天与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在时代氛围的笼罩下，司马迁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受天命论的影响。（《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 从整体上看，他能从叙述史实出发，客观地反映人物的生平活动，基本上摆脱天道、天命思想的影响。（《伯夷列传》) 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对此的看法： 相信天人感应，人神交通，在二者关系上，上天处于绝对的主宰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司马迁的天人观： 司马迁不可能完全抛弃天人感应说，但是他却从人物传记的缜密分析中表现出了大胆的怀疑。 他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道与人事是并不相感应的。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也不一定会有恶报。 他在《伯夷列传》中对现实社会这种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不公平世道提出了愤怒的责问。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原因探析： 司马迁对天道如此激愤、怀疑，不仅仅是因伯夷叔齐之遭遇而生发，更重要的还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内心之块垒，其实正是自己的遭遇使然。 在踏入政坛之初，司马迁认为自己应该做个奉公守法的、鞠躬尽瘁、竭尽忠诚的合格的臣子的，“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可是，就是因为他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竟然遭受腐刑，蒙莫大耻辱。这种遭遇加深了他对天道的怀疑，因此就有了以上的感慨。 司马迁在写到人的活动时，更重视人的作用，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 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 他还把人的活动、人才的境遇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两次重复告诉人们人才尤其是高级职位的人才的极端重要性。 当然有时也相信这种感应说： 比如在《六国年表》中也有这种天道观的反应，“盖若天所助焉”。 分为两种情况：一天象吉，人事也吉；二天象凶，人事也凶。本来，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天人感应”的存在，当然，应该说是天人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比如地震、山洪、干旱对人的影响；反之，人的过度活动往往要招致自然界的报复，这报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天人感应的一种表现。 总体而言： 在具有感应关系的情况下，司马迁认为天道是公正的、公平的，天命是可信的；而在非感应关系的情况下，则认为天道是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天命是不可信的。这两者在《史记》中同时并存着，因而可以说司马迁的内心世界是天命论与反天命论的矛盾统一。 2、通古今之变: “通”，通俗地说有“打通，搞明白”的意思。“通古今之变”意思是研究古今历史发展变化和历史人物命运转折的内在规律，这一句简单的话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 首先，表达了对历史发展变化的看法： 1、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 2、《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 3、《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当时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 4、《秦楚之际月表》前209，至前202，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作了这样的总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5、四表不仅首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