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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教师的难为与应为 “新课改”十年回望 开场的“轰轰烈烈”与当下的“众说纷纭”； 学术界的一场论争； 新课改：谁动了我的奶酪？ 不要说，而要看。 我们还在路上！ 农村：“被改革”的尴尬 有专家断言，课改的最大阻力在城市，课改的最大困难在农村。 农村与课改，谁该适应谁？ 当前课程实施的“相互适应”取向的变异 我们的难为： 教育观念转变不到位； 师资配置水平低，学科结构性矛盾突出； 农村教师适应新课程与教学难度大； 课程资源与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课程目标、内容、方法上的“城市取向”； … … 但事实上，改变一直在围绕着农村悄悄发生… … 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赋权之路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 通知要求，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课程目标上要突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服务”的宗旨；在课程实施上应该切合当地农村的实际，根据灵活的办学形式选择课程；在课程内容上，强调各类小学的教学内容都要注意联系农村生产、生活实际，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多数教师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水平。高年级应适当增加农村应用知识和技能的内容。 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赋权之路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确立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 1987年我国农村教育开始了以“主要为当地建设服务，兼顾升学”为指导原则的教育综合改革。 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赋权之路 1985年教育部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审查分开。 1986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由国定制向审定制的转变。 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赋权之路 1992年,国家颁发《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在课程结构上改变了过去以学科课程为主的模式，提出中小学课程由学科类和活动类两部分组成，增加了适量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并在初中毕业年级安排适量的选修课，将课程分为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对外语、数学等学科实现分级目标要求，安排乡土教材的教学时间等。 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赋权之路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了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注重农村教育与农村需要的结合，指出应该进一步推进农科教结合，全面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农村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统筹协调发展，使农村教育切实转变到主要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来。 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赋权之路 2001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改革纲(试行)》。 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达到国家课程基本要求的同时，可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地制宜地设置符合当地需要的课程，深化“农科教相结合”和“三教统筹”等项改革，试行通过“绿色证书”教育及其他技术培训获得“双证”的做法。 农村课程改革突围的范本：重庆江津的探索 2001年，新一轮课改尚在实验之初，该市教育界已意识到：“农村小学不能独立于课程改革之外，进入课程改革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迟进入不如早进入。早进入课程改革，我们还能从中摸索一些经验……对大面积的课改工作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8月启动先期调研，随后正式提出“农村村小实施课程改革研究”，并在6个乡镇开始实施。 2002年，实验研究全面铺开，初见成效。子课题负责人、村小教师卞小娟到成都为四川28个市县的教师上课改示范课，并参与新课程实验教材的教参编写，破格晋升小学高级教师；参与实验的村小教师陆续在各地刊物发表课改论文。 11月，课题组副组长张健应邀赴四川眉山作关于新课程理念的报告，当场吸引不少学校申请加入课题。 2003年，由江津市教委副主任胡建华牵头，向教育部正式提出“西部地区农村村小实施课程改革研究”的课题申请。 12月，该课题被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同时被确定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这也是当年重庆6个全国教育科学重点规划课题中唯一由基础教育界申报成功的课题。 2004年,该实验研究开始覆盖重庆其他区市县的部分村小,四川、贵州等西部省份部分村小相继进入课题实验。农村村小课改向深度与广度稳步推进。 2005年,村小课改实验进入成果验证与总结阶段,研究成果结集为专著《西部地区农村小学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事出版社正式出版。 江津经验： （一）从教育行为到政府行为再到村民行动：上下齐抓全民参与； 江津农村课改积极寻求地方党政部门的支持； 加强制度管理，健全保障体系； 努力使村小课改融入所在乡镇、办事处、自然村的行政行为； 江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