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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资金配置权行使者寻租行为的分析 摘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始禀赋决定了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处于国家控制金融收益目的，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滞后，由此导致大量无法界定责任的金融风险。本文结合商业银行的行业特征，分析在多层次的委托-代理链条下，国有银行各层次资金配置职权行使者，注重任期内的租金收入，激励不同任期者寻租。本文认为要充分发挥声誉机制的激励作用，让不同层次的资金配置职权行使者注重跨任期收益，而不是任期内的租金收益，要制定对不同层次资金配置职权行使者可置信的惩罚策略，制定适合国情的风险转移机制，改变风险向上转移给国家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寻租激励不可置信惩罚风险转移机制 如果说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权多元化和国有产权收缩，这个特征只在非金融的国有企业身上表现明显，对国有银行来说，尽管形成了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国家垄断金融收益，增量改革即非国有的金融产权则始终没有达到像非金融国有产权那样的规模及在经济中的地位。与非金融企业的产权结构调整方向正好相反，在其他国有产权开始调整、重组乃至相对收缩时，而国有金融产权的形式却经历了迅速的扩展过程（张杰，1998）。正是因为相同的产权性质却经历两种不同的产权结构调整方式，导致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一直滞后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滞后于非金融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也是金融风险积累的过程。这种风险积累确切地说既有国家主导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性风险，也存在商业银行自身经营失误的技术性风险，可是由于制度、技术缺陷，政府难以明确区分金融风险究竟哪些是商业银行自身操作失误形成的技术性风险，哪些是因为政府行为施加在商业银行身上造成的；或者即使区分，成本太高也不得不放弃，。巨大的金融风险成为改革的伴生物。 现有的理论共识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预算软约束制度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而转轨经济阶段经济转轨成本也是制度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本文结合商业银行自身的特征，认为在多层次的委托-代理链条下，国有银行各层次资金配置职权行使者寻租激励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出现巨额金融风险。 股东和国有银行多层次资本配置职权行使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博弈关系。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就存在代理成本。一般来说，委托-代理等级、层次越多，代理成本就越高。因为只要度量代理人特点、业绩及完成契约的成本很高，代理人就可能会进行投机活动。尽管委托人通过设计双方利益相重叠的契约来降低代理人的成本，但是在均衡契约中仍然存在着代理人的投机行为，即委托人利用一切有利机会限制欺诈之后，仍会存在投机行为。 对我国国资金融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不仅仅只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代理成本，即代理成本等于限制欺诈的投资加上剩余欺诈行为引起的成本。因为商业银行的行业特征和我国转轨经济的经济性质，政府股东和代理人（多层次资本配置职权行使者）之间博弈发生变异，导致代理成本畸高，形成大量无法界定责任的金融风险，使金融风险都归结为银行改革成本。准确地说，银行在支持经济发展和整体经济改革而承担的损失才能确定为改革成本；除此之外，其他损失都是银行的经营损失，银行的经营损失很多由是寻租行为导致借款人收买了资金配置权行使人从而造成的金融风险。 尽管随着金融体制各项改革推进，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的信贷追求存款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银行存贷差额日益增大，但是信贷市场对待没有选择的客户的态度并不是一致的，必须完善各项制度让掌握信贷资源配置权利者消除信贷寻租。资金配置权行使者寻租是和商业银行的行业特征紧密相连。 1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性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关于委托-代理人之间的分析，主要是针对指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侵犯委托人利益行为的有效治理机制。按照公司治理理论，对于一般非金融企业要用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和合理的法律法规三个个不同层次的治理机制规避。即在内部给予代理人一定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其经营行为和股东行为一致。在外部借助产品市场份额的竞争、发达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敌意接管因素来约束代理人对委托人利益的侵犯，同时通过包括政府和市场监管部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法规等。 但是对银行公司的治理不能简单等同非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因为作为在金融体系发挥着流动性创造功能的银行有其特殊的行业特点。银行基于自身信誉发行一种对自身具有索取权的金融证券，通过聚集小额存款，向资金需求者发放大额贷款的方式来发挥信用中介的作用，履行资产转换的职能（GurlevandShaw，1960）。银行职能决定了银行的行业特点是：资本的特殊性即高负债的资产结构、分散化的债务结构和不匹配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即非市场化、非标准化的的一对一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