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下）.doc

历史学论文-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下） ???人口史 现在我们来讨论中国人口史这一论题，以及相关的溺杀女婴问题，看看它们对发展与内卷能够说明什么。按照彭慕兰的观点，溺杀女婴是他想给长江三角洲勾勒的画面的一个关键部分：又一次与18世纪欧洲相同，因为溺女婴实际属于“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checks），其结果是生育率比欧洲还低，人口压力也不比英国更为严重。这与彭的总体看法相呼应，即较之英国，长江三角洲并没有经历更高程度的内卷。这一部分的论证，他主要依赖的是李中清（James?Lee）的著作。 （一）?彭慕兰和李中清的论证及数据 首先，李中清（以及不少其它学者）论证了溺杀女婴在中国的广泛流行。在分别与康文林(Cameron?Campbell)、王丰合写的著作中，李的讨论以东北辽宁的道义社区1774—1873年间12000个农民的有关记录中男、女婴的不同死亡率为基础。李推测大约1/3的新生男婴和2/3的新生女婴从未登记入册，如果我们假设未注册婴孩的死亡率和有记录的相同，那么可能有“1/5到1/4的女性死于故意的溺杀”。[1]?李还使用了特别完整的皇族户籍册，一个1700—1830年间的总计33000人的样本，并提出“1/10的女婴多半在生命最初几天就被溺杀。”[2]?。彭慕兰引李中清为证，提出在中国有25%的新生女婴被溺杀（第38页）。 这里姑且不论到底有多少女婴被杀的问题。李中清对道义的估计既得自人口数据也得自猜测。准确可靠的估计尚有待于将来的研究。实际溺杀率无疑因时间地点不同而各异，并且可能比李的估计要低得多。这里只集中讨论他们如何使用自己拟定的数字。 李中清和彭慕兰告诉我们，溺杀女婴实际上是一种“产后堕胎”。与其说它来源于马尔萨斯的“现实性抑制”（positive?checks）意义上的生存压力——即在人口/土地挤压下，因粮食生产难以跟上人口的增长，以致粮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营养不良乃至饥饿和死亡——倒不如说它恰好表明了这一压力的不存在。它是类似于欧洲晚婚的“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checks）。[3]?李、彭以及王国斌、李伯重[4]?等人想要论证的是，中国的人口历史与欧洲相同，其人口模式一如欧洲，即主要是由“预防性抑制”形成的“生育驱动”(fertility?dri8ven)而非“马尔萨斯神话”曾经揭示的那样，是由“现实性抑制”构成的“死亡驱动”(mortality?driven)。 问题的关键在于“产后堕胎”的概念。如果被溺杀的婴儿即使已经出生了还可以被看作是“堕掉”的话，那他们就不应该被计算在死亡率中，从而也不应该出现在预期寿命的计算当中。[5]?因此，李中清在对辽宁道义与欧洲基于教会出生登记的数据进行比较时，只把道义的“6个月大”而不是新生的婴儿计算在内。[6]?如此一来，道义的预期寿命为29岁。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李、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与欧洲人大致相当。 但如果李的29岁预期寿命这一数字，用他所估计的25%的溺杀女婴率来修正的话，则新生女婴的真实预期寿命还不到22岁。这将使预期寿命根本无法与18世纪英国34—35岁的数字相比。[7]? 除了把被溺杀的女婴排除出死亡率数据之外，将溺杀女婴视为“产后堕胎”也将那些婴儿从“总和已婚生育率”中排除了出来。再一次，如果被溺杀婴儿系被“堕掉”而不算出生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出现在生育数据当中。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计算道义的总和已婚生育率时没有就溺杀女婴做任何修正。他如实指出，他只是在对未登记男婴进行估计的基础上对未注册人口做了修正，而没有去考虑更多的未登记女婴。[8]?于是，他（和彭慕兰）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已婚妇女所生孩子的数量出人意料地低（第41页），其“总和已婚生育率”为6个，从而中国人的生育率，比1550—1850年间西欧的7.5—9个还要低得多。[9]? 斯蒂芬·哈勒尔（Stevan?Harrell）早些时候在他为一部有关中国人口会议的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记录中的数字一般应该在考虑到溺杀女婴的前提下向上修正25%。譬如，刘翠溶基于“华南”地区5个族谱提出的数据应该加以修正，因为族谱主要关注儿子，而对夭折的或者被杀弃的女婴不做记载。[10]?与李中清不同，泰德·塔尔弗德(Ted?Telford)依据1520——1661年间桐城县（在长江三角洲之邻的安徽省）的39个族谱共计11804人的记录，通过预设25%中等女婴死亡率对其数据进行修正，做出8—10个孩子的总和已婚生育率估计。[11]?此外，依据1906—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海山地区非常可靠的数据、1980—1981年对最初为卜凯所研究的中国7个地方580位妇女所做的回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