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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学概论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 分而析之，中国古典文献学大致包括以下分支，即：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校勘学、古籍目录学、古籍注释学、古籍考证学、古籍辨伪学、古籍辑佚学、古籍编纂学、古籍检索学。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郑玄和朱熹解释“文”为“文章（件）”，“献”为“贤才”。元初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取“文献”一词作为书名，他在本书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只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稍后，元代大诗人杨维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所指的“文献”似乎已专指书籍资料了。 这门学问开创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整理群书，广泛搜集各种本子，把同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进行校雠，缮写出比较完备的本子，同时撰写叙录，也就是撰写提要，然后编纂出所有书籍的分类目录，以揭示学术源流，并供查考之用。刘氏父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后人用广义的“校雠学”来阐释刘氏父子所开创的学问，也就是将目录、版本、校雠三者统统塞进“校雠学”的大口袋中。于是，校雠学就几乎成了古典文献学的别名。文献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称为文献。构成文献的四要素是:知识内容，信息符号,载体材料,记录方式。 　　作为二级学科的古文献学，应该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典藏学、出土文献学等三级学科。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乃古文献学之下属学科，这是无可争议的。除此之外，古文献学还应包括辨伪学。古文献学以古文献为研究对象，辨别伪书应该是古文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包括考辨古书书名、著者以及年代真伪等。台湾学者郑良树先生的《古籍辨伪学》是该领域首部通论性著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辨伪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继郑著之后，杨昶先生的《辨伪学讲义》成为中国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辨伪学专著。此外，杨绪敏先生的《中国辨伪学史》集辨伪书学史与辨伪说学史于一体，表明了古文献学研究者对辨伪学的关注。根据杨家骆先生的统计，中国历代著述之确曾成书并经著录者至少有25万3千4百35种，今存者仅约10万种。由此可见古籍亡佚数量之多。辑佚学也应成为古文献学的组成部分，并且已经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王玉德先生的《辑佚学稿》虽然只有7万多字，但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辑佚学的著作，功不可没。曹书杰先生的《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凡37万字，是首部独立刊行的辑佚学论著，内容丰富，研究深入。它的出版，使辑佚学真正摆脱了附庸地位，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于编纂，洪湛侯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新编》将其列为古文献学之组成部分，在第二编“方法编”中专列一章加以论述。他指出：“古典文献之所以能够汇集成书，能够流传至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编纂’。……古典文献的重要体裁，如辞书、类书、诗文总集、丛书、政书、方志、图谱、档案史料等等，无一不是采用编纂方法，类辑数据，编订而成。……历代文献学家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正有待于我们继承、总结和提高。”又指出：“从理论上说，有书籍就有编纂，就有不同程度的编纂事业；再从书籍形态的构成来考察，编纂活动的产生，必定早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因为如果没有编纂家构想、设计，编成图书，哪里会有目录？会有版本？校勘辨伪等整理工作，也就无从附丽，无从着手。因此，编纂在文献整理方法中，应当是最先出现的第一道工序。从它的发展来看，中国的编纂事业，和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恐怕没有人会否认郭伯恭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考》、《永乐大典纂修考》和黄爱平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属于古文献学之著述，试想如果古文献学不含编纂学，那么这3部书归入哪个三级学科呢？同时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编纂学与中国古代编辑出版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此外，有人主张古代典藏学应当归入图书馆学的范畴。笔者认为，古文献的保存、研究均离不开典藏，典藏学本身也是古文献学的组成部分，再加上目前图书馆学专业教学、研究之内容涉及古代典藏学者越来越少，故古代典藏学者越来越少，故古代典藏学还是作为古文献学的下属学科为宜。出土文献的研究，已经日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显学。在国家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