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发展专题研究泛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差异1香港.DOC

泛 珠 发 展 专 题 研 究 （一） 泛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经 济 差 异 香港大学 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 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发展研究小组 2003年以来，由广东省倡导并得到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八省（区）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响应和大力推动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即“9+2”）已经引起了相关地区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得到了广泛赞同。泛珠江三角洲包括东部、中部、西部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占全国面积的1/5、人口1/3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3（不含港澳），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经济合作区域之一。 泛珠合作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泛珠各省之间的经济差异正在不断扩大（体现泛珠区域发展差异的省际基尼系数从1999年的0.18，上升到2000年的0.23，2004年更是达到了0.26），各种资源在区域内的流动和配置情况极不均匀。本文主要对泛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体现经济差异的主要指标进行比较。 差异产生的原因 国内外学者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总的来说，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经济方面的和非经济方面的 (Wolf, 1955)。经济方面的因素又可分为三种：生产要素（土地、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分配制度、以及生产决策者和决策环境 (Spengler, 1957)。而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是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发展的差异，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等。 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洛-斯旺增长模型（Solow, 1956; Swan, 1956）。该模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假设下（完全市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边际收益递减等），认为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各国或区域之间的差距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逐渐收敛趋同（蔡玉胜，2005）。 随后的新增长理论（Romer, 1986; Lucas, 1988）则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认为人力资本的增长将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该理论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富裕地区加速发展和贫穷地区发展缓慢的现象。 在大部分学者重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需要通过政府的干预才得以实现。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他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同过不同的管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Perroux, 1955）。这可能会引起发达地区的良性累积性因果循环和落后地区的恶性累积性因果循环，形成地区的二元结构。他们认为“市场的力量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不平等”（Myrdal, 1957），因此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协助落后地区的发展。 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则是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加入到经济增长的研究当中去（Dixit and Stiglitz, 1977; Krugman, 1991）。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Krugman, 1991）。 这些理论对我们研究泛珠各省区的经济差异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基础，因为泛珠区域的经济差异正是由于资源要素在地区内不均衡的配置而导致的。而影响资源配置的各种因素正如上述理论所体现的，有市场的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有政府的因素（结构主义），也有自然地理的因素（新经济地理理论）。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产生巨大的差异。 国内很多学者都曾利用各种理论来解释中国东西部经济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1）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李新安，2004）；（2）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不均衡（郭秀，2004）；（3）劳动力流动障碍（范红忠、李国平，2003）；（4）市场规模差异（范红忠，2004）。 泛珠区域的经济差异主要体现在沿海（广东和福建）和内地（其余七省）的差异，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和中国东西部经济差异的原因相类似。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依靠自身的地理优势（毗邻港澳台、方便对外贸易）获得了率先对外开放的机会，利用特殊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并利用本地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各种开放政策逐渐推广到内地各省份，沿海地区的政策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所积累的财富和经验使沿海省份拥有一些先发优势，比如人才优势、基础设施优势、市场制度优势、市场规模优势等，使沿海地区在高地租、高工资的条件下仍能对各种资源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