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_国学论文_哲学论文__3348.docVIP

“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_国学论文_哲学论文_ 相对于中国传统 HYPERLINK ?k=%D1%A7%CA%F5 学术，曾经在民国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显然是一场具有“范式”（Paradigm）意义的 HYPERLINK ?k=%D1%A7%CA%F5 学术革命，有力推动了中国 HYPERLINK ?k=%D1%A7%CA%F5 学术的现代转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学科体制的重建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 HYPERLINK ?b131 国学 HYPERLINK ?k=%D1%D0%BE%BF 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由此确立了 HYPERLINK ?k=%D1%D0%BE%BF 研究的主要方向。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关于 HYPERLINK ?b131 国学 HYPERLINK ?k=%D1%D0%BE%BF 研究的学科重建大致包含了 HYPERLINK ?b131 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和史学的独立化两个趋向。本文即拟就此展开探讨，以求全面揭示“整理国故运动”之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积极意义。 一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强调贯通，重视通儒之学，但是“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1]由此可见，在民国时期的学术体系中，国学研究的分科化趋势十分明显。而究其根源，这恰恰是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巨大驱动。 诚然，正如有论者所揭示，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科趋势便已肇始。[2]不过，当时颇为盛行的所谓“分科设学”，主要是增添了一些经世和西学的内容。然若就中国固有学术即“国学”而言，其分科的趋势则并未完全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初，有些学者也开始对国学分科的重要性有所意识，并且逐渐将此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晚清国粹派的贡献尤其显著，马瀛便指出：“国学之分类，当以章太炎《国故论衡》为蒿矢”。[3]而刘师培在1905年所撰的《周末学术史序》中，也打破“以人为主”的传统“学案之体”，“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4]将春秋战国的各种思想学说，划分为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 HYPERLINK ?k=%BD%CC%D1%A7 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 HYPERLINK ?k=%BD%CC%D3%FD 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 HYPERLINK ?b86 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16大门类，条分缕析地加以介绍与概括。1907年，他又本着“分科讲授”、“以国学为主”的宗旨，为拟办的国粹学堂，起草了《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其中设计的学科分类，包括有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 HYPERLINK /?b13 哲学、宗 HYPERLINK ?k=%BD%CC%D1%A7 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 HYPERLINK ?b86 数学、博物学、文章学、 HYPERLINK ?b123 音乐学、图画学、书法学、译学、武事学等21个学科。[5]这些对国学分科的思考之于后世，无疑可谓发凡起例、筚路蓝缕。黎锦熙在30余年后即曾评价说：“返观兹篇，其分科之论，容有可商，然固‘不废江河万古流’矣。”[6] 当然，这一阶段关于国学的分科还只是刘师培等个别学者的倡议，而且由于国粹学堂的流产，这一设计也未见付诸实施。而梁启超、章太炎所分别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诸子学略说》等论著当时反响虽大，却于体例无所 HYPERLINK ?k=%B4%B4%D0%C2 创新发明。因而总体来看，尽管在此期间，国学的分科已有所发端，但似乎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更未对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1922年刊登的一则启事中仍称：“吾国学术向来缺少分科观念”。[7]不过，时至20年代前后，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不少学者则针对国学研究的分科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1919年3月，朱希祖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了《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即倡导说：“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 HYPERLINK /?b13 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 HYPERLINK ?k=%D5%FE%D6%CE 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他甚至还为此提出了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的口号。[8] 从学术界的反应来看，朱希祖这一口号逐渐成为了学者们的广泛共识。例如，吕思勉在1921年就回应说：“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