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与共识何以可能.doc

交往与共识何以可能 ——论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者的争论 内容摘要：后现代主义认为日益加深专业化造成了各个领域的专家，进而形成不可通约的差异和难以消解的权力话语，交往和共识是不可企及的地平线。哈贝马斯则认为，共同的生活世界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同情在著名的《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利奥塔认为，“现代”一词是指任何参照元话语来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能统率一切话语的话语由于在西方传统中，哲学是一切科学科学”，元话语就是哲学的话语。哲学对人类本质和宇宙本质的 “宏大叙事”可称为元叙事，“哲学——元话语——元叙事是三而一的东西。宏大叙事是利奥塔对‘现代’乃至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社会的总陈述。它就是阿多诺批评的‘总体’和德里达批评的‘逻各斯中心’的另一种说法。”。依靠着哲学的元话语，科学取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政治获得合法性从科学知识的角度看，宏大叙事统合了本来存在的矛盾，将科学联系起来，使之成为精神生产过程中的环节由于一切经验科学都需要依靠黑格尔式的“思辨精神”来获得合法性，结果是，“一切知识话语不是根据它的真理价值来判断，而是根据它们在精神或生命的发展路径中所获得的价值来判断，即元话语或宏大叙事保证了各门科学得合法性”。实践知识则构成了另一类的宏大叙事即启蒙叙事，在这类叙事中，知识必须服务于人类的解放事业，知识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只有服务于主体的理想，知识才可能获得合法性。总之，无论科学知识还是社会知识，都在一种元话语的构架中获得了统一，元话语因此是一种消除了差异性的、统一的“共识”。 ，社会和人性是多种多样的，根本没有什么普遍性。现代思想家的最大失误是抹杀差别性、异质性，从而使他们的追求普遍性的救世方案，不但没有反而成了迫害人性的工具。利奥塔写道：“现实社会中‘奥斯威辛’拒斥了这种思辨学说。这罪行至少是现实的，……但却不是合理的。1953 年的柏林事件、1956 年的布达佩斯事件、1980 年的波兰事件(我不想再枚举更多的) 拒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一切民主的东西都是由人民做主和为人民的……这些大的综合学说所允诺的通道每每以血淋淋的死胡同告终。”显然，共识性的元话语不过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迷梦。西方的现代社会尽管自我标榜为自由民主的社会，但仍然存在大叙事压抑小叙事的现象，并且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宏大叙事把自己视为“正统”，把小叙事视为“异教”或“异端”，当作旁门歪道加以排斥。利奥塔认为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不可能。原因在于，共识需要语言，而语言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并不存在如科学语言一样的元规范姑且不论共识是否可能，即使可能，这种一致性必然会破坏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从而压制了发明和创造的动力，这显然是一种“恐怖手段”，它假定语言游戏的同质化，并且努力使之同质化在许多情况下，共识常常是被迫形成的，是强者将意志强加于弱者，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想的语言”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假想。如果我们认识到语言的异型本质，就会明白“一致性已经成为一种陈旧而不可信的价值观”。可能的是，语言游戏的“形似性”决定了“临时契约”的合理性，它没有哈贝马斯式的一致性的强制性，而是更为灵活。超越时空的共识并不存在，共识不过是当时的游戏参与者达成的临时性的协议，最终会遭到摒弃。 “合法性是否可以在通过讨论而获得的普遍意见的过程中找到，就像于尔根·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利奥塔指出：“我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质疑。这种质疑毫无疑问是科学进步的产物。但这种进步反过来预设了这种质疑。合法化的元叙事已经过时了。”在信息化的后现代社会，一切知识都被计算机化和量化，产生了大量的机器语言，例如游戏理论矩阵、基因密码语言、音位学结构图等等，越来越细分的研究任务无人能够全部掌握，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所有这些语言，博识的学者已经变成了科学家，哲学家也只能去研究逻辑系统和观念历史，依靠哲学论证科学合法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一个宏大叙事被构，小型叙事获得合法地位的时代，不可通约、异质性、多元性、悖论、差异成为后现代知识的特征，而恰恰就是这些，成为了发明创造的根源。因为“发明总是源于争论和冲突之中。后现代的知识不仅仅是当局的工具；它锻炼我们对差异性的敏感性并增强我们容忍不可通约的能力。它的原则不是专家的同种性，而是发明家的形似性……”“因此，要想追随哈贝马斯，把我们对合法化问题的处理引导到通过它称之为讨论（discurs），即论证的对话来寻求普遍异质性的途径上去，这既不可能，也不明智”。针对利奥塔对共识和同一性的批评，哈贝马斯，把同一性与压制和统治混为一谈，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共识和同一性的建立并不必然意味着抹杀差异与个性。话语的共识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