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穆公的货币思想.doc

据《国语·周语下》记载，公元前524年（周景王二十一年），周景王打算铸造大钱。一位名叫单旗（也称作单穆公）的卿士马上劝道：“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若将这段话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说，“大王你这样做有些不妥。从前，每当遭遇水旱蝗螟等天灾，先王便会通过估算物资和钱币的数量，权衡和调整钱币价值的大小，以帮助民众渡过难关。如果民众嫌钱币的价值太小，就铸造价值较大的大钱，让其与先前的小钱按照一定的兑换比率一起流通，这样，民众会觉得十分便利。如果民众觉得币值过大，就多铸造小钱，同时不废止大钱。结果小钱便按照一定的兑换比率与大钱共同流通，民众就会兼得小钱和大钱的好处”。最终，周景王没有听从单旗的劝告，还是决定铸造大钱。 　　单旗劝阻周景王铸大钱的这一席话，尽管人们对其真伪尚存争议，对其中的一些表述也不无异议，但大多数人越来越倾向于支持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单旗的这席话不仅为中国古代的货币理论框架贡献了第一块基石，而且也是全球范围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货币思想文献。 　　单旗最重要的理论发现无疑是提出了著名的“子母相权”观点。实际上，在此之前，相关的零星表述已经见之于典籍。如《逸周书·大匡解第十二》曾记载，周文王告知四方商旅，“布租轻，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如果此段记述真实可靠，则属最早提及“子”、“母”概念的文献。另如，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春秋中叶，楚庄王（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0年）“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后经楚相孙叔敖谏阻，市场秩序才得以恢复。此处虽然说的是“小”、“大”，但涵义却与“子”、“母”无异。可见，金属铸币的轻重大小以及是否适应于市场交易的问题，自铸币产生以来就已长期存在。基于此，调整流通中金属铸币的大小就不仅是货币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且也必然成为当时握有铸币权的王室的货币管理责任。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周景王时代的刀布等铸币已经分等级流通，大小铸币之间还有一定比例关系。因此，单旗的“子母相权”观点与其说是理论发现，倒不如称之为对以往铸币流通实践及其相关议论的系统总结和理论提炼更为贴切。 　　“子母相权”范式的核心命题是，铸币所含金属量的多少，必须适合市场流通的需要；或者，用现代经济学的标准术语来表述，就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应该与现实的商品价格水平相适应。单旗提出这一范式的现实情形是，周景王认为东周原有流通中的货币过于轻小，不能满足实际交换需要或者财政需要，需要增铸较重的货币。新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牵涉到两种可能情况，一是新货币替代旧货币，即“废轻”，但新货币是“足值”的；二是新货币贬值，即“不足值”。很显然，首先，单旗并非不支持“铸大钱”（至少是次优选择），他反对的是铸新而废旧，或者铸重而废轻；如果在铸大钱的同时废弃原来的小钱，就依然是单币流通，也就无所谓“子母相权”。其次，他所支持铸造的大钱，应当是足值的。只有足值的大钱（母）和足值的小钱（子）同时流通，才牵扯到“子母相权”的问题。 应特别注意的是，单旗认为，“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这是历史上首次将货币与财富联系起来，已经初步意识到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问题。另外，从“量资币，权轻重”的表述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单旗对货币与商品之间的等价关系有所认识。虽然不能看出货币与商品的等价在于其价值，从而难以厘清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但能发现货币与商品存在着某种轻重平衡的状态，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情”。无论如何，单旗从货币与财富或者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关系入手，来论证“废轻而作重”的不良经济后果，具有理论上的充分性和深刻性。（全文请阅读《中国金融》印刷版2008年第8期）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货币 流通的理论，相传由春秋末期的单旗提出。单 旗，史称单穆公，周景王时代(公元前5科- 前520年)的卿士，生卒年代不可考。《国语· 周语》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 年)天大旱，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谏 日:“不可。古者天降灾庆，于是乎量资币， 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 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 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 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 失其资，能无匾乎?民若匾，王用将有所乏， 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 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演污也 ……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翁其人也。” 景王不听，于是铸大钱。后人将单旗这番子权 母、母权子的议论称为“子母相权论”。单旗 这番话的意思是:古时候天灾降临，先王便造 出货币以贩济百姓。如果百姓感到钱轻、钱 小，不便使用，就铸造重钱、大钱，重钱、大 钱对轻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