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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投资过度基于信号理论视角 　　摘 要:中国20世纪末开始的高校扩招,其实质是以招生人数增长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高等教育扩张,从持续的时间和规模来看,这次扩张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罕见的。这既符合高等教育模式发展变化的国际潮流,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校扩张的影响是私人教育费用的上涨和学习成本的下降。基于Spence的信号理论,本文的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扩张之后,高能力者如果想继续发送文凭信号以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识别的话,就必须在教育上做进一步的投资,而这种投资仅仅是为了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分离均衡,并不会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所以,高校扩张的后果是文凭信号的贬值以及对教育的过度投资,从经济上看,这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关键词:高等教育扩张;教育投资过度;信号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F830.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9-0011-07 　　 　　一、引 言 　　 　　长期以来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一直很低,即便是到了1990和1996年,每10万人拥有的大学生人数也只有331和473人,低于国际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同期印度的582和681人。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加之出于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原因,高校扩招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经历了两次小规模的扩招之后,20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的扩招开始了。1999―2003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7%,2003年的招生人数是1998年的3.5倍。从高校的在校生人数上看,80年代初和90年初两次小规模的扩张,不但持续的时间短,而且入学率的上升幅度也不大,1999年以来的扩张则完全不同,不但持续的时间长,而且在校生人数有了大幅增加,到2003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2.7倍,这种扩招速度在全世界特别是人口大国中是比较罕见的[1]。 　　尽管在各种文件和资料中我们都将高等教育的这种转变称之为高校的扩招,但下文提到的几个特征性的事实将向我们表明,高校这种扩招的实质就是一种扩张(expansion),是以扩招为主要表现形式并由扩招所推动的扩张。 　　根据高等教育扩张的若干事实,本文得出这种扩张对学生有双重的影响:教育费用上涨和学习成本下降,而后一种影响主要源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所导致的大学门槛的降低,也就是上大学比以前更容易了。根据Spence[2-3]简单的劳动力市场信号模型,每个人获取教育的成本不同,这和个人能力有关,能力越强,则教育成本越低。教育只是个人能力的信号,是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手段,并不会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当学习成本下降时,原来的劳动力市场分离均衡的条件被破坏,雇主无法通过文凭来对个人能力加以判断,此时,高能力群体为了让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正确地识别出来,就必须接受更高的教育,这种投资不会提高个人的能力,仅仅是为了发信号。同扩张前相比,为了实现分离均衡,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教育的实际投资水平距离先前有效率的教育水平越来越远,出现对教育的过度投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高校扩张的若干事实加以描述,得出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学生学习成本会降低。第三部分利用Spence的信号模型分析劳动力市场存在三类能力不同的群体时,各种可能的均衡以及均衡的条件。第四部分是用信号模型分析高校扩张后的均衡,通过观察均衡条件的变化,来分析扩张如何引致中、高能力群体在教育上的过度投资。第五部分是结论部分,简单地说明了扩张的可能后果。 　　 　　二、高校扩张的几个特征性事实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提供的数据,通过对各级教育升学人数、毕业人数、在校生人数变化趋势的观察、比较,我们发现中国高校的这次扩招有如下特点: 　　第一,这种扩招并不是所有等级的教育同时扩张,而是高等教育一枝独秀、爆发式的扩张,是在初等教育基本普及,在校生人数稳中有降,中等教育略有增长的情况下的扩张。比如,在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85年的6.5倍,而同期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分别是1985年的2.7、1.7和0.9倍。 　　第二,按照UNESCO[4]的分类标准,扩张涵盖了高等教育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既包括普通本科,也包括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在2003年,普通高校的在校生人数和研究生的在校生人数分别是1985年的6.5和7.5倍。 　　第三,无论是普通高校的本、专科,还是研究生,它们的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有相同的趋势(毕业生人数有几年的滞后),这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实质是一种扩张,而不仅仅是扩招。如果传统高等教育是严进宽出的话,那么招生和毕业人数同比增长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