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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摘 要]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科学。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历史学领域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形成、并发展了有自身特色的史料学。但是这种发展，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而被学者忽视，甚者当时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定义为不讲求史料，只会生搬硬套地运用理论的一种学说。 　　 [关键词]史料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20世纪前半期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11-05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坚实的史料就没可信的历史著述。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科学。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历史学领域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形成、并发展了自身特色的史料学。但是这种发展，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而被学者忽视了，甚至当时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定义为不讲求史料，只会生搬硬套地运用理论的一种学说。① 时至今日，学界仍仅仅是关注个别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观，却很少去问津它在20世纪前半期的发展脉络。为此，本文试图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发展作一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一、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形成 　　 　　20世纪20年代初，学人大量接触到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原著及其相关国外介绍著述，并服膺于其学说，出版了李泰?的《史学研究法大纲》、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一批介绍相关理论知识的著述。这些实证主义史料学知识对刚刚成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重要的，但由于研究旨趣和学术风格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不可能完全接受的，只能是批判地继承，从而建设起具有自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很显然，当时如李大钊等人是力图这样做的，并且也构建出了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基本轮廓。其理论创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对历史著述与客观历史的区分。这一观点是与历史这一名词的定义相关的。在李大钊之前，李泰?认为“史者，乃研究人类之进化现象者也”，[1] （P2） 陈训慈则说，“历史学者，人类因保生乐生之心理的需要，循时间之进行，?空间之迹象，所发生之各方面绵续的活动之系统的纪载与阐释，冀以实揭过去，供后人之资鉴，而促成人道之幸福与进展之学也。”[2] 这些定义，李大钊认为“都是为历史的纪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纪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我们以什么是历史。”[3] （《史学要论》，P356） 换言之，这种定义混淆了历史著述和客观历史，有碍于历史研究的健康开展。那么什么是客观历史呢？在他看来，客观的历史是活的，“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3] （《史学要论》，P355） 而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著述、册案和图表等原始文献，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而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并且，这种关系的厘清是与马克思本人的贡献紧密联系的，即直至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3] （《史学概论》，P275） 而之前的弗里曼等人关于历史的定义都“失之狭隘”。这样，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逻辑前提基本确立，而且有较为充分的学术依据，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是对史料收集和考证方法及原则的分析。刘剑横认为，搜集史料事先要有一个假定的目标，以此为依据对史料进行分门别类的广泛收集，当假设不符合史料收集后归纳得出的结论应当放弃，并重新确定新假设以进行下一轮的史料收集。对于史料批判原则的分析，刘剑横另辟蹊径，从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如强调史料的阶级性，认为“一切学问都有其群的所属性，历史何独不然？因之我们研究历史必须审慎的批判这些材料，我们要批判史料必须首先懂得在史料中所存在的这种偏见，才能真实的认识史料，了解史事”。[4] （P64－65） 其中的“群的所属性”是指阶级性，换言之，不同阶级反映的阶级意识是不同的，其记载的史事亦是不同的，批判史料要把握阶级性原则。同时还要“依据史的法则去批判史料”。在他看来，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在进行批判史料时，“必须了解历史的一般的法则，必须了解一定社会的一定性质特征才容易批判史料，不致误用和误解史料。”[4] （P66） 　　最后是把历史认识论引入对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建设当中。在中外介绍史料学的相关理论著述中，对史料中主观因素的探讨一直是其重要内容。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的《史学原论》强调历史文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