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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个人价值确立及其扩张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认识自己更为迫切的任务了。当机运不再青睐我们的时候,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我们的政治和生活,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和紧要了。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也无论我们是自觉或者被迫,我们都必须肩负重建价值秩序和生活原则的重任。 　　今天,不管是改革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都很少关注这30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领域,这种缺失,除了精神的变化本身所具有的缓慢性和隐秘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改革本身就被理解为一场世俗化革命,就是一场肉体对于精神、存在对于意识、现实对于理想的革命,精神世界被当作纯粹隶属于私人的、个体的事务,对于思想的反思和批判多少会让人联想起1949年以来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令人反感。1990年代以前,改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和思想解放是同步的,思想的进步,领导、推动了改革。1990年代以来,思??界日益脱离了民众的心灵,而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和回应,更谈不上归纳和升华了。只有在文学影视作品中还有一些零散的反映,但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安慰,例如对成功人士、有钱人的善意嘲讽,教育人们相信安于本分、知足常乐的粗俗道理。 　　 　　革命的遗产 　　 　　革命摧毁了所有独立的社会团体,它的统治悍然深入每个家庭,它在事实上瓦解了家庭。家庭伦理和相应的情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为了拥抱国家,家庭成为公民们需要克服的障碍,能否脱离对它的爱和依附,成为每个民众步入政治生活的第一道关卡。因此,革命斗争突破了一切可能限制它的人性和情感因素。个人却也因此更为独立,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来说,其作用显得尤其重大。无论从日记中,还是影像资料中,当我们在今天看到那些斗志昂扬的红卫兵时,真会以为他们是从土地中、石缝中生产出来的。本该是最悲伤的时刻,但在他们脸上,也难以捕捉到对家人丝毫的眷恋。 　　革命道德直接建基于个人的心灵,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参加革命斗争而获得提升和净化。而且,它还直接面对每个人心中的欲望、私利。每个人时刻都面临着诱惑,每天都必须去和这些诱惑斗争。这使人们觉得生活时刻都充满了风险,也处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在中国古代,理与欲从来没有这样激烈的对抗过,即使是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天理也是立足于“性”或者“心”,“欲”自然包含在内,虽然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而在革命进程当中,“欲”被当作对立面,被刻意提及,并高度强调。人们被时刻提醒注意它的强大存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道德修身的主要功课。因此,革命虽然充满了活力,但就个体来说,当他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候却常常是压抑的、虚弱的,常常会产生怀疑,以致人们难以单独地、冷静地面对自己,而只有在人群中、社会中的生活才是真实可信的,单独的个体很容易受到魔鬼的诱惑,冷静的独立生活是一种令人生疑的、需要救治的病态。实际上,革命道德需要的个人,并不是单独的、理性的个人,而是在人群中的个人。国家诱使个人从家庭出走,但绝非让他们更加独立、更为强大,而是把他们交给了广场。对革命而言,只有成为群众的一分子,个人才是可靠的、忠诚的。而个人也借此消除了离开家庭后的焦虑感和恐惧感,感受到了团体的力量和温暖,并欢天喜地地投入其中。在他们看来,公开、透明的群众生活就像阳光一样,照亮了紧张、阴冷的属于个人的世界。 　　但是,这只是革命中人心的一个方面,人们的真实生活还有另一种面相。正是因为这个面相很少被重视,我们有时把革命想象得过于严厉,有时又过于高贵,使它充满了戏剧化色彩。 　　这种激昂、喧闹的生活是人们“公开”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们展示给“外人”的主要内容。在公开的部分,人们追随革命道德,在私下的部分,人们则更多地遵从自己的欲望。最初,人们还以私下的生活为耻,只是偶尔的、偷偷摸摸的。久而久之,人们就逐渐习惯了私下生活的广泛存在。每个人似乎都分裂为两个人,在两张面具下熟练地自由转化。那些拒绝分裂的人反倒为社会所排斥:忠于道德的人被认为不尽人情,公然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人则被指责为不懂政治或者过于市侩。这种分裂是革命政治对我们民族价值体系的最大伤害,它使一切严肃的价值言说都变得极端艰难。 　　“私下生活”普遍化的时间在各个阶层中有所不同。大约来说,在农民心目中,大跃进之后,革命道德就基本坍塌了。饥饿和死亡使农民深切地认识到这种内圣外王道路的虚妄。他们用近乎公开偷窃集体财产和粮食来表达对革命道德的反抗。从那以后,农村的各种运动就不再具有强大的道德压力,它不再是政治斗争,也不是道德运动,而沦为宗族之间、家庭之间、个人之间斗争的工具。 　　在城市中,市民生活和他们的趣味始终没有被彻底征服。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即便在文革中,还有许多人收藏和倒卖毛主席像章,还有很多女性尽可能地改造革命服装,使之能更好地体现她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