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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子”天津曲艺文化生存空间 　　摘 要:天津被誉为中国北方曲艺之乡,曲艺曾为天津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天津曲艺曲种之多、流派纷繁、名角云集、乐队伴奏实力强悍,都是国内其他省份难以相比的。此外,天津还曾经有着良好的曲艺文化生态环境。当下在国家与各级政府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下,天津一些曲种也被列为了“非遗”加以保护。笔者认为,天津曲艺作为传统音声技艺的一种形式在被“保护”的同时,还需要对包括“非遗”曲种在内起着不寻常作用的生存空间――“园子”加以重视与开发。本文旨在强化对曲艺生态方式的认知。 关键词:天津;曲艺文化;园子;生存空间;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801 文献标识码:A 　　 　　Landscape Garden:The Survival Space of Quyi Culture in Tianjin 　　CAO Hong-kai 　　 　　曲艺是中国传统民间说唱文化的一个品种。在其艺术发展的长河中,现代曲艺①作为天津地域文化之魂,独具特色,个性突出,享誉国门。当今在国家与各级地方政府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下,天津一些濒危曲艺曲种作为国家或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然而,曲艺整体艺术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濒危性”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作为繁衍、传播曲艺文化的生存空间――“园子”,更需要广范地建立与开发。“园子” ②是早期天津现代曲艺艺人由“撂地”卖唱升至为室内演出的一种场所,是曲艺表演由乡镇进入大城市后能够盛行的主要生存空间。天津曲艺文化的个性特征应该说是在“园子”这种场所中生成的,它们与“园子”相互依存,其后逐渐成为津卫地域文化中十分重要、难以割裂的组成部分。而早期的“撂地”卖唱仅是艺人本能的、维持生计的一种方式,其不能成为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一定美学特点的艺术形式,更难形成艺术流派。“园子”这种场所作为实体,是一种建筑,是商人借用曲艺表演来经商的一种方式,而另一方面它又是某种艺术或文化的承载者。在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之下,其自身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这里,它浓缩了天津各社会阶层的影像,体现出天津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并且显现着本地域的民风、民俗及欣赏习惯。所以,曲艺“园子”本身又是天津地域中的???种文化特征。天津地处九河之梢,又为近代中国首府之门户,是北方经济往来的要道与重镇,移民文化是其典型特征。天津的“明地” ③出现于清康熙年间,至1949年前主要“明地”有三不管、鸟市等八处。尽管曲艺很新颖、很好听,但文人墨客、商贾达官、皇族遗老遗少是不去“明地”听“玩意”(曲艺)的,因为那样会有碍其尊面。这一现象便给投资客们带来了商机,兴起以“茶楼”、“书馆”等命名的室内曲艺演出场所――“园子”开始增多,土乡异味十足的唱曲始然勃兴。民国时期,“那些服务于金融界、商界、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政府机关、交通和邮电部门的职员、教员、编辑、记者以及那些中、小商人和资本家。他们有较为固定收入,生活相对稳定;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欣赏水平。对那些比较典雅的曲艺节目有更多的喜爱……”。④至此,文人骚客常在诗文笔墨之闲余,去“茶楼”、“书馆”听曲艺成为了一种时尚;而富贾豪商、达官要员特来品味俚曲时调,赏悦文雅唱段也为常客,这一切都对天津曲艺文化的提升与繁盛起到促进作用。历史上,天津表演曲艺的“园子”,分为有茶座赏曲艺和独立听赏曲艺两种,这两种形式延脉至今。品茶听曲艺的园子(茶馆)一般面积较小,座位在1-2百人左右,如著名的“宝和轩”、“玉茗春”等茶楼。而独立听赏曲艺的园子面积都较大,小的容纳三、四百人,大的能容纳八百人左右,如新世界、春和大戏院等等。这类演出曲艺的场所,从清康熙年代建有十多家起,至清末民初已增至五、六十家。⑤民国时期,由于外来文化的播入兴起,游戏厅、娱乐场、舞厅等娱乐场所应运而生,为了吸引客人,除了运动娱乐外,加演曲艺节目,也成为专侍曲艺演出以外的场所。既然天津现代曲艺是从原始土俗的大街“撂地”,逐步衍升到“园子”这样的“高级别”场所后生就的曲艺文化,那麽曲艺艺术产生质的飞跃,必然是通过“园子”这种生存空间来达到的。曲艺“园子”的听众五行八作,文人墨客在欣赏曲艺唱段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会把一定的文化品位与理念带进“园子”,甚至把较好文学内容改编的书段传授给艺人们,形成“俗”与“雅”的文化碰撞。艺人们在这较高的艺术生态环境中,也努力地提升着自身的素质和技艺,无论在着装还是演唱,是唱腔或是表演,都不断地金雕细琢,逐渐形成和完善着自我个性特征,出现了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金万昌、董桂枝、乔清秀风格迥异的鼓曲流派,也造就了了张寿辰、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各具特色的相声大师,虽亦土俗,但已嬗变为与天津地域相融的说唱文化。解放后,曲艺事业蓬勃发展,曲艺艺术更加提高,大师云集,流派众多,天津的“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