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记者”启蒙恩师.docVIP

“土记者”启蒙恩师 　　我是一名年逾八旬的退休小学教师，家住栖霞市庙后镇骂阵口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我读了6年小学。从5年级开始我就给报纸写稿子。但因文化水平低，写的稿子缺头少尾，连写3年都成了废品。 　　正在我一筹莫展，心灰意冷，想打退堂鼓之际，《大众日报》编辑同志给我寄来一本《青年记者》，我反复阅读，爱不释手。在她的谆谆教诲下，我又鼓起勇气，重新拾起了笔。从前我是个连新闻的五大要素和什么是消息、通讯、故事都一窍不通的门外汉，逐渐开窍入了门。时而有一些“豆腐块”、“火柴盒”见报。 　　此后，编辑按期给我寄来《青年记者》，并来信对我的稿件进行指导。还发展我为《农村大众》的通讯员。自从有了《青年记者》这位恩师，我这个“瘸小鸭”就像长了翅膀，写稿的水平迅速提高，有的稿件上了《大众日报》，有的竟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级媒体采用，还有的被香港《文汇报》等媒体刊登。 　　在《青年记者》这位恩师的潜心帮教下，66年来我一直痴迷上了通讯报道，共发表稿件2200余篇，成为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土记者”，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弘扬时代新风、做出了一点贡献。数次被评为模范通讯员，前年被评为“烟台市模范老人”，去年又被评为“十佳栖霞好人暨第三届道德模范”。回眸这些成绩和荣誉，我这个“土记者”怎能不由衷地感谢我的启蒙恩师――《青年记者》呢？ 　　 　　连书三年，皆为废品 　　我是在本村和庙后完小读的小学。那时是战乱时期，日寇三天两头到牙山老解放区进行灭绝人寰的大扫荡，国民党也乘机兴风作浪发动内战，上学根本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 　　1944年我从村小升到庙后完小，一天我发现胡清贤老师拿着一张《胶东大众》报，上面登载了许多打鬼子捉汉奸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和农村的人和事。不少稿件是农民通讯员写的。我大言不惭地说：“这样的事俺村也有，我也能写出来”。于是，我就约着林玉亭、李培连两位同志，成立了一个通讯写作小组，开始向报社投稿。我们规定，每人每周要采访撰写一篇稿子，带到学校修改后发走，稿??像雪片一样飞出去。我们天天盼着见报，可是一天天，一月月，半年，一年，连一个字也没见到。我们有些心灰意冷了。第二年我们开了个会，又鼓足干劲写起来。我们仍是一天天一月月采访、写稿、发稿、盼见报，又忙一年，还是白忙活。大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看花容易绣花难，咱不是写稿那块料，快消停吧！” 　　1949年，我完小毕业，考上小学教师。上级把我分配到寨头村小学任教。我又和民师（教农民识字的农民）梁吉章、梁吉金成立了一个通讯写作小组。开始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白天采访，晚上写稿，经常投稿。又忙活一年，稿子仍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小组也只好自生自灭散伙了。 　　我连写三年，真是王二麻子打把式――空走一场，赌气这辈子再也不写稿了。 　　 　　恩师导航，引入正向 　　正在我咬牙切齿赌气再也不写稿的时候，一天，乡邮递员老胡送来大众日报社出版的一本《青年记者》。我十分惊喜。打开一看目录，登的全是写新闻报道的内容。特别是编辑写的“新闻讲座”，其中有《新闻写作的特点》、《一件新闻的写作》、《谈谈新闻的开头》……内容丰富多彩，简直是一本新闻百科全书，把我一下子迷住了。趁教学的空隙，我也读上两篇，晚上办完公，也要学习两个小时。通过学习《青年记者》，我驱散了笼罩在心头上的乌云，心又动了，手又痒了，决心还要写稿子。这次写稿，我怕别人知道，怕失败了被人家耻笑，就偷偷地写，偷偷地往外发稿。 　　这年秋收刚一结束，农民为了学文化扫文盲，冬学（农民冬天上学）提前开学了。我悄悄把这件事写出来寄走了。没想到《农村大众》报真的把这个消息登出来了。虽然仅200多字，但这是我奋斗几年第一次出的成果，心中高兴得像开了花一样，吃饭睡觉也格外香。在冬学课堂上宣读了这篇小稿，学员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并表示一定把冬学办好，早日摘掉文盲帽子。我尝到这块“小豆腐块”的甜头，写稿的积极性更高了。 　　1957年，我的学生牟增果从烟台二中放暑假回家。她妈告诉她：今年阴雨连绵，小麦晒不干不能缴公粮。生产队叫社员去领来家在火炕上烘，烘小麦得浪费烧草，咱可不去领。增果一听妈妈的思想不对头，心想，缴好粮缴干粮是公民的义务，也是热爱祖国的实际行动。于是她就用说故事的方法做妈妈的思想工作。经过一番劝说，她妈的思想疙瘩终于解开了。母女俩欢天喜地地去生产队领回了湿小麦。我参考《青年记者》介绍的《怎样写小故事》的经验，写了篇《暑假第一天》，很快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青年记者》上的文章告诉我，写新闻要抓紧时机，不要老跟在别人的后边跑，不要放“马后炮”。于是“六一”儿童节前10天，我就把有关儿童节的稿子写好发走了。1964年5月30日，《大众日报》就登了我写的《好孩子，做好事》一组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