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光客凝视”与“凝视观光客”.docVIP

“观光客凝视”与“凝视观光客” 　　根据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的《观光客的凝视》（The Tourist Gaze）所述，1840年左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兴起大众观光旅游的重要时刻。1841年，通济隆旅行社（Thomas Cook）安排了世上第一次包办式旅游，第一家铁路旅馆也开始营业，冠达邮轮公司（Cunard）的远洋航线也实现了首航。与此同时，作为现代性重要标志之一的摄影，被正式认定的发明时间定于1839年。从时间上看，摄影术的诞生与现代观光旅游的出现，只相差了仅仅一两年。厄里说：“就这样，公元1840年，是世界看似在改变，而且新的关系模式被确立而永远无法回头的重要历史片刻。这也是结合集体式观光凝视、旅行欲望以及摄影复制技术于一身的‘观光凝视’，成为西方现代性重要一环的时刻。”[1]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兴盛起来，进入20世纪才真正普及的现代大众旅游，则把个人性质的空间移动行为，改变为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为，这个从旅行（travel）改变为旅游（tourism）的变化，是人类社会与生活文化形态发生重要转变的标志之一。西方在进入到相对高水准的生产水平与生活水平的大众社会后，旅行不再是一种特权性的行为，而成为了大众化的文化与消费活动。旅游不仅需要时间的余暇，也需要金钱的富裕。因此，旅游的繁荣是以社会整体的繁荣为前提。从个人旅行转变为休闲性质的旅游观光，旅行在经济上就转化为一种产业――旅游产业。同时，旅游产业在影响了社会形态的同时，也影响了人的心态、行为方式与价值标准。 　　现代社会中，休闲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和消费活动，也是一种现代性的标志。说到底，现代大众旅游是一种集体性的现代性体验。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1983年）中的话正好用来形容现代大众旅游的现代性特征：“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体验方式――关于空间和时间、关于自我和他人、关于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险性的体验，这些体验被当今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所共同拥有。我将这种体验称作‘现代性’。要成为现代的，就是要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发现我们自己，这种环境在向我们承诺奇遇、力量、愉快、成长。我们自身和世界的改造的同时，也在威胁着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知道的一切和我们所是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体验穿越了地理和族性、阶级和国家、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所有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联合了全体人类。” 　　通过旅游这个现代生活方式，我们将自身置身于与固有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跨越国界、进入异文化并观察、观看他者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同时重新审视在旅游时处于彼岸的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这同时也是一个以消费时间与空间的方式、以了解他人、观看他人的方式、以憧憬奇遇、凝视奇景的方式了解自我的过程。我们已经难以设想，一个现代人是与旅游无缘的。 　　受到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医学凝视说（medical gaze）的启发，厄里在《观光客的凝视》这部于1990年出版、2002年增补新版的著作中，提出了“观光客的凝视”（the tourist gaze）的观点。厄里可能是最早注意到旅游与现代大众社会的关系的西方学者。他说：“凝视是观光旅游的重心”[2]。他的这部著作深入分析了视觉与旅游的关系，也提供了分析现代文化的新视角。 　　 　　厄里说：“当我们‘出游’时，我们会怀着兴致与好奇心来看周遭的事物。这些事物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和我们对话――至少我们预期它们会这么做。换句话说，我们会‘凝视着’我们所能碰上的一切，而且这种观光时的‘凝视’正如医者的凝视，是一个极具社会意义的组织行为，而且自成一个完整体系。当然，个中的运作模式截然不同。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凝视’并不限于‘特定机构所支持与认可’的专业人士。当然，生产这种‘并非必要’的快乐，其实也要许多的专家来设计与发展，好让身为观光客的我们能顺利进行凝视活动。”[3]这样的“观光客的凝视”至少包括了以下这几个方面： 　　旅游是一种休闲活动，而现代生活则已经分成工作与休闲两个领域；观光客的关系是一种萍水相逢的关系；旅游的目的地是与平时工作或居住的地方不同，而停留也是短暂的；“观光客的凝视”与本职工作无直接关系；大众旅游促成公共服务的不断发展；被选择成为“观光客的凝视”的地方，其本身成为寄托人们某种期待的目标，也挑动、强化人们的“观光客的凝视”；所谓“观光客的凝视”，就是“无限次地复制或重新取得”与观光客的生活经验不同的景象；旅游是一个收集符号的过程，观光客同时也在全球寻找各种旅游符号；“观光客的凝视”的对象也在被不断地复制与翻新，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以满足不同的复杂需要。[4] 　　行走与观看同时发生，旅游无法摆脱观看的邀请，观看无法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