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有据”与“言之成理”史学叙事与文学写作同与异.docVIP

“言之有据”与“言之成理”史学叙事与文学写作同与异 　　[摘要]历史叙事首先得“言之有据”，然后还要“言之成理”。如果我们用这八个字去衡量、比较历史叙事与文学写作的异同，起先(言之有据)的差异是明显的。稍后(言之成理)便逐渐模糊了，与其说是“殊途同归”，毋宁说是“异曲同工”。 　　[关键词]证据上之异　说理上之同　文史之异同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3―0005―04 　　 　　历史学被人称之为实证科学，而文学却不能这么称呼。虽然这里所说的“实证”两字，还不能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不能混淆为“实验”。它无非要表明：历史学是一门讲究事实根据的学科。所谓“言之有据”。是历史学的座右铭，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和规范。不管现代或后现代的史学理论家如何质疑“事实”的真实性和“证据”的可靠性，“言之有据”仍然是历史学安身立命之本。下面一段历史叙述，始终贯彻着历史叙事要“言之有据”的基本原则：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此时西汉开国已有六七十年了，经过汉初以来的轻徭薄赋，与民休养。到武帝当政时，人口增值，经济富庶，国家强盛。史书的描写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阶段。然而，也是在这六七十年间，西汉社会积聚了多种矛盾：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繁盛之中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正所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一位历史学者在阅读上段文字时，会不时地停下来考量文中的叙述是否“言之有据”。他首先要考量的是诸如“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之类的叙述是不是“言之有据”，这是特定时空点上的历史素材(下文简称“第一类素材”)；再要考量的是有关武帝时代社会的富庶、社会的矛盾等叙述是否“言之有据”，这是有关特定时段、或特定空间内的历史素材(下文简称“第二类素材”)，然后还要考量诸如“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一类叙述是否也是“言之有据”，这是没有时空限定的历史素材(下文简称“第三类素材”)。一般的历史叙述，未必像上段材料那样典型(即能在有限的篇幅中浓缩了三类历史素材)，但历史叙述要做到“言之有据”则是相同的，即要求史学著书所涉及的这三类历史素材都能够获得史实上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这是没有疑义的。 　　文学写作也同样要使用这三类素材，只是它没有严格的“言之有据”之规定。然而，没有严格之规定，不等于可以“胡乱编造”、“言而无据”。与历史叙事相比，文学写作可以虚构这些素材，尤其是第一类素材，文学家常常是有意地隐去真人真事，免得读者对号入座。然而，一部真正成功的文学作品，它也要做到第二、第三类素材的“言之有据”。换言之，文学作品仍然是以第二、第三类素材的真实性为衡量评说的标准。一位小说家如果不能在第二、第三类叙事上达到一种真实性，就会受到读者严厉的批评。作家浩然的《艳阳天》，写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书中的“阶级敌人”痴狂嚣张，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还与城里的右派相呼应，书中不仅有思想路线上的对峙，还杀人闹事。今天来重新审视这部作品，人们要质疑的不是书中第一类素材的虚构(书中的主角萧长春自然是虚构的)，而在于第二、第三类素材的“言之无据”。人们会问：浩然塑造的农村景象，是上世纪50年代现实社会的真实吗?中国整个农村的普遍幸福感，在那个时代存在过吗?如果这一些素材都是虚构，都“言之无据”，那么《艳阳天》所叙述的农村社会就是50年前的“镇坪华南虎”，浩然就是50年前拍假虎照的“周正龙”。 　　在浩然去世后半年，一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走完了他奇特而坎坷的一生。然而，与浩然的命运不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受到世人很高的评价，俄罗斯政府还授予他“俄罗斯联邦人文成就国家奖”，人们称他为“俄罗斯的良心”，因为他“看到了真实并写下了真实，因此其作品将永世长存”。毫无疑问，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主人公及其男男女女都是虚拟的，但他借助这些虚拟的素材，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俄罗斯。为什么小说家借助虚拟的素材也能达到叙述上的真实呢?关于小说叙述的真实性，哲学家金岳霖的《真小说的真实性》(1937年)一文(下简称“金文”)曾有专门的讨论。金文在引录了英国小说家沃尔夫的作品《黛洛维夫人》中的几个段落后，这么写道： 　　一个访问过伦敦。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去过英国花店，和英国人接触过的人，在阅读了上面引用的段落后，可能会回忆起他所经历的场面。至于他是否曾去过马尔贝丽花店，在伦敦逗留期间是否看到过任何紫丁香和飞燕草，是否曾遇到过皮姆小姐，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他所需要关心的一切只是他曾经经历过薄雾弥漫、清新爽人和姹紫嫣红的英国花店，曾经看到像皮姆小姐那样的年轻女子正在来回奔忙，曾经看到像黛洛维夫人那样的太太，……总而言之，视觉上看到的花较之气味上闻到的花香更形象。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