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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外”量刑程序改革 　　“我们就是要用自己探索的成果，去影响最高院对量刑程序模式的确立” 　　李志毅还能很清晰地回忆起九月末的那次庭审。 　　当天，围绕孙青青诈骗一案，控辩双方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展开多轮交锋。当定罪的辩论告一段落后，被告孙青青做了她的最后陈述――依然坚持自己无罪。 　　按照经验，这基本意味着审判已接近尾声。之后，合议庭会就被告人定罪、量刑问题作出合议，开庭宣判。 　　自1996年“审判方式改革”后的十余年里，量刑一直是如此“后台”操作。但这一次，庭审还远未结束。 　　孙青青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宣告：“休庭，合议庭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合议。” 　　15分钟后，法庭认定，孙青青犯罪成立。日照市东港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厉翠菊宣布：“法庭进入量刑程序，分为量刑的事实调查和量刑辩论，允许被告对量刑进行最后陈述。” 　　在一个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里，通过中途休庭的方式，用法律文件将定罪、量刑二者截然分开――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不认罪的被告人，在被法庭确认有罪之后，仍然可以为争取轻刑而进行第二次辩护。这是“东港模式”区别于其他法院量刑程序改革的最大特点。 　　李志毅是东港区人民法院院长，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在努力争取东港区法院成为量刑改革试点单位。 　　此前一年间，李志毅和东港法院对量刑程序改革的探索从萌芽到雏形，而今能够端出来供最高检、最高法的专家品评。 　　为争取成为试点，李志毅联系过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没得到答复，但这并没让他放弃。 　　他强调，对于孙青青案的这场庭审，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前来观摩的人士一致给予很高评价，这等于说东港改革“没有被否定”，最终推行全国的量刑程序，也有可能会是“东港模式”。 　　 　　“你们搞什么?” 　　 　　跃跃欲试的并不只是东港法院。几乎同一时间，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启动了量刑程序改革。 　　倘若将三个月前就已参与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及正要或即将参与的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也算在内，量刑程序改革的“计划外试点”已初具规模。 　　这一切都与最高院自今年6月1日起就，《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进行的试点相关。 　　在9月的一次会议上，最高院应用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玉萍透露，就上述两个文件，“目前全国试点量刑程序改革的法院已有120家’。不过，东港、芜湖等5家法院并不在试点之列。 　　一位知情者告诉本刊记者，一开始，最高院对这些法院的自发改革并不太“咸冒”，“最高院自己在搞试点，你们搞什么?” 　　不过，态度很快转变。“关键在于，120家试点单位没什么动静，现在看来，其经验很难对之后要推行全国的方案起到实质性作用。”这位知情者称。 　　最高院应用法律研究所余茂玉认为，法院自发改革对以后的司法实践有积极意义。 　　实际上，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参与基层自发改革，早在7月初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改革庭审时，即有体现。当日，现场来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不少人士，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法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也观摩了此次庭审。庭审后，律协即对5家法院自发改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甚至专门为量刑程序成立了一个课题组。 　　不过，据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量刑规范化试点答记者问”，试点一年后，是这120家，而不是其他法院，会“为明年在全国法院试行(量刑程序)做好准备”。 　　 　　“假如判决你有罪” 　　 　　11月1日，李志毅带着东港法院的副院长、刑庭庭长、少审庭庭长，前去扬州观摩同样正处在改革风口浪尖的“邗江模式”。与“东港模式”一样，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的改革也是采取“定罪、量刑分离”。 　　从邗江区人民法院给记者发来的材料看，此次庭审，观摩人数中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就有70人。 　　不过，对于相对前卫的。“定罪、量刑分离”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黄永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如果定罪之后被告人仍然拒绝(就量刑问题)辩护，怎么办?黄永认为，对此需要想一个解决方案。 　　事实上，在孙青青一案里，由于法庭事先向孙青青递交了一份《量刑情节告知书》，详细列举了8项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或酌定量刑情节，包括作案时未满18周岁、有自首立功表现，加之孙青青在量刑阶段服判，量刑庭审才“有惊无险”。 　　倘若孙青青坚持认为自己无罪，之后的量刑阶段，结局极有可能是“保持缄默，等待上诉”，量刑程序也就付诸东流。 　　相较之下，东城区法院改革只是在120家法院程序的基础上稍稍往前走了一步，被评价为不冒进，“更符合现阶段司法现状”。 　　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