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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刊杂剧三十种》刻本性质及戏曲史意义 　　摘 要:《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元人刊刻的元杂剧作品集,是一多种有特色刻本的组合体,对于研究元杂剧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或云其为建本,但其刻板形式字距特密,行文省略太多,且省略不规范,错字太多,难以阅读,肯定不便于售卖,所以建本之说实误。而从元杂剧刻本强烈的广告意识、宾白科范的简略、刻板的巾箱本形式、俗体字的写法、刊刻风格不同看,它应该是有多个剧团刻就的版本,它反映了元代杂剧剧团的发展,这对我们研究元杂剧发展史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元刊杂剧三十种;戏曲艺术;刻书;剧团;戏曲史 　　中图分类号:J809文献标识码:A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元人刊刻的元杂剧作品集,对于研究元杂剧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但其间有一个问题是研究者认识不足或者说是缺乏讨论的,这就是它的刻本性质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从元杂剧的文本传播、元杂剧的演出等方面认识元杂剧的发展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元代印刷史的认识也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有可能,这个问题便是应当研究明白的。 　　在中国刻书史发展过程中,约略而言,刻书性质一般分为官刻、私刻、坊刻等。不同的刻书主体因其刊刻目的不同,对刻书版式、内容的追求不一,所刻图书的特点也就各异。那么,《元刊杂剧三十种》属于哪一种呢?可以排除的是,既非官刻本、也非私刻本,那么是坊刻本吗?今人较一致的看法的确是如此,如王国维说:“此本虽出坊间,多讹别之字……似元人集各处刊本为一帙者。然其纸墨与版式大小,大略相同,乃知是元季一处汇刊。其属‘大都新刊’或‘古杭新刊’者,乃仍旧本标题耳。”①据说已故?永年先生认定为建本,其实质也说的是坊本。近来,台北新竹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6年汪诗佩的博士论文《从元刊本重探元杂剧――以版本、体制、剧场三个方面为范畴》的第一章第一节“元刊杂剧刊刻地的辩证”第二,论“元刊杂剧实际的刊刻地”时,更从贾二强据其师黄永年之说得到启发,详细论述,欲将建本之说落实:“贾氏在最后提到黄永年关于元杂剧刊刻地的看法,可谓一语点醒。”并作了自己的研究后得??结论:《元刊杂剧三十种》就是建本。笔者不同意汪诗佩说。 　　笔者的观点是:《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一种剧团刻本,是艺人为了演出或传授剧目而自刻,非是坊本。孰是孰非,我们先看建本之说有无成立的可能。 　　笔者以为建本或者坊本之说很难成立,主要在于其论据不实。首先,从汪诗佩所引贾二强之说看,没见贾先生有具体论证,贾先生只是引用老师黄永年先生口头说法,而黄永年先生虽然是当今少见的对古籍版本有研究的专家,但就《元刊杂剧三十种》而言,我们未见黄永年先生有任何相关的文章论述。《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为少见的元人刊本,如果为《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的发现还写了《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的黄永年先生确有心得,是绝对不会避开元刊杂剧三十种而不论的。黄永年先生既然未有专论,仅一言所及,是见其还没有确切的成熟想法,以此就没办法肯定其说的可靠度。 　　其次,从汪诗佩自己的研究看,所说更是多值得探讨,他的简短的论述就可见一斑。汪诗佩断定《元刊杂剧三十种》为建本理由,主要是将其与建安虞氏在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作比较,然后得出理由有五:一是以为二者?文字体“极像”;二是“全相平话五种”文内故事分段标题与元刊杂剧曲牌皆用阴文,“刻法如出一辙”;三是二者文内重复的字词大多以“=”“ㄍ”符号替代;四是“全相平话五种”有些地方如页222、227等处,于另起一段话头的“话说”两字之前,标“○”符号以分隔,元刊杂剧《新刊关目严子陵垂钓七里滩》也有三处于曲文唱完的说白话头处标“○”符号表示;五是两者文内的简体字与俗体字均极多。② 　　汪诗佩所列举这五种理由多难成立,从《元刊杂剧三十种》本身看,有第一、四两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一是所谓二者文字体“极像”,是一种将《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为一个有整体风格的刻本而论,显然是不对的。众所周知,《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一个多种风格刊本的集合体,诸如大字本、小字本之说。三十种杂剧中许多杂剧剧本本身之间字体的差距已经很大,非常容易区分。如《古杭新刊的本关目风月紫云庭》字体整齐如宋体,而《新刊的本泰华山陈抟高卧》则字体字字皆呈斜势,与《风月紫云庭》对照,显见非是一体,而且多种剧字体大小不一,风格有的是正体,有的如草书,确无统一之说。再说“全相平话五种”③,五种图书规模虽大,字体风格却极其一致,整体品相也非常好,《元刊杂剧三十种》这种邋遢本与其根本没有可比之处。因此将《元刊杂剧三十种》与“全相平话五种”字体比较,不应该得出汪诗佩所说的结论。而第四点的所谓“全相平话”和《新刊关目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另起话头之前都有符号“○”,实际情况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