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与《小城之春》对照解读.docVIP

《寒夜》与《小城之春》对照解读 　　［摘 要］ 本文将巴金的小说《寒夜》和费穆导演拍摄的电影《小城之春》进行了对照。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曾树生、周玉纹面临着十分相似的伦理困境，本文通过分析她们在出走问题上共同的焦灼与负疚心态，揭示了伦理道德对个体自由不可抗性的束缚，并通过汪文宣与章志忱、戴礼言的对比，进一步研讨了东方传统的道德主义对人的异化，最后以揭示两部作品不同的情感基调，指出了两部作品互为参照进行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 焦灼；负疚；道德主义；孤独 　　 　　在巴金的诸多作品中，《寒夜》的价值，是一步步被学界发现并日益重视的。20世纪80年代初，陈则光先生指出，《寒夜》蜚声异域，在国内却长期备受冷落，实属遗憾，盛赞其为“现代中国文学和现代世界文学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杰作”［1］。而当我们回望40年代的中国，把目光从文坛移到影坛，就会发现，有一部作品和《寒夜》的命运十分相似：同样在改革开放前并不为人所关注，却随着历史的进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它就是张艺谋最喜欢的中国电影――费穆拍摄于1948年的《小城之春》。进一步比较二者不难发现，彼此的人物、情节、主题，完全可以互为参照进行解读，或许，这不失为深入挖掘两部杰作艺术价值的一条新途径。 　　一、二次出走：不同女性的共同焦灼 　　《寒夜》与《小城之春》里的两个家庭，惊人类似：丈夫善良而懦弱，沉默寡言，患有肺病，悲观消极，但深爱着妻子；妻子相对更有活力，难以忍受死气沉沉的家庭环境，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寒夜》中，曾树生向汪文宣倾诉道：“我不能在你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2］476《小城之春》里，周玉纹在片头的独白中也讲道：“我没有勇气死，他好像没有勇气活了。”她们都很清楚，呆在这个毫无生气的家里，只能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与美丽，丈夫虽然疼爱自己，但不可能给自己真正的幸福。 　　作为同时代的女性，曾树生和周玉纹都曾受过教育，命运也让她们曾面临相同的抉择――是否有勇气去追求自由恋爱？在这个第一次“出走”的路口，曾树生选择了和心爱的汪文宣结婚，周玉纹却犹豫再三之后，不敢和恋人章志忱一起私奔。二人性格上的不同一目了然：曾树生对待生活积极主动，周玉纹则基本上是软弱被动的。这背后，彰显着不同文化的影响：有着大学学历的曾树生，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追求个人自由幸福在她心中是第一位的；周玉纹则更多地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母亲在她看来是不可违抗的权威，最后还是遵从母命，忍痛放弃了爱情。 　　问题在于，不论主动还是被动，当她们作出选择后，就可以享受或幸福或平静的人生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多年之后，她们又都不得不面临“第二次出走”的抉择，并且这次下决定都要比上一次更为痛苦，更为焦灼。 　　必须要指出的是，本来曾树生不应该再次面临矛盾的。以周玉纹为参照，当昔日恋人出现在她面前时，她需要在尽妻子的责任和追求心中的爱情之间作出选择，这让她十分为难；而曾树生情况不同，责任与爱情的归属原本都在丈夫汪文宣身上，她并未真的移情别恋过，为什么还想要出走呢？ 　　还是缘于曾树生的主动。曾经追求的爱情，已经无法给她幸福感和满足感，反而成为束缚她自由的枷锁。她爱的那位意气风发的汪文宣已经不复存在，汪母又时刻刁难于她，尽管对丈夫依然充满留恋，自由的诱惑仍让她难以把持自己。她不是甘于忍受一切委屈的好儿媳，性格决定了她必须去寻找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而不是别人要求自己过的生活。 　　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把曾树生和周玉纹进行一次置换，不难想到：如果周玉纹身处汪家，她一定会尽心尽力地服侍心爱的汪文宣，哪怕婆婆再刻薄，她只能在心里发发牢骚，绝不会想到出走，何况，汪母也一定会喜欢这样的儿媳；而曾树生若面临周玉纹再遇昔日恋人的境遇，很可能会选择和他一起逃离这个呆板冷清的家。两个人都不必在心中苦苦犹豫，反复思量，难以下最后的决心。 　　但这样的设想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曾树生和周玉纹当初的选择决定了她们日后不会对调彼此的价值观，不会去做对方才会做出的举动，也就必然在自己的处境中挣扎徘徊。由此，我们会愈发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人永远不能一劳永逸地完成人生的各种选择。基于自己性格选择的道路，反过来又会困扰自己的人生，带来新的烦恼；而新的烦恼之所以产生，恰恰与性格有关。结果便是，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解决矛盾，又不断地制造新的矛盾，如此循环反复，直至完成悖论式的一生。可以说，“出走与否”的命题会伴随人的一生，而曾树生、周玉纹的痛苦焦灼，也就具有更为普遍深远的指向。 　　最终，她们有没有实现人生的“二次出走”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寒夜》的尾声，曾树生回到重庆，依然对汪文宣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2］521而一向软弱的周玉纹更是又一次放下了和章志忱的真挚感情，选择留在了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