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缅怀与祝福.docVIP

一个世纪缅怀与祝福 　　留在我记忆中并让我今天仍然感到震撼的并不是那场“笔战”中的观点及其碰撞，而是陈伯吹先生面对青年人的质询和商榷时所表现出的学术宽容和前辈风范。 　　 　　一 　　 　　这是一个缅怀的时刻。 　　坦率地说，许多年来，我一直对那些涵义贫乏或被强行添加上种种涵义的“仪式性”活动和事件存有某种戒心。因为在那样的“仪式”中，不仅形式常常大于内容，而且空洞的“仪式”里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内容蕴含其中。 　　但是我相信，对陈伯吹先生的缅怀，将不会仅仅只是这样一种“仪式”。 　　因为，这是一个与２０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进程携手相伴穿越了漫长而广阔的文学和人生时空的名字。从１９２７年３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篇小说《学校生活记》算起，到１９９７年１１月与世长辞，陈伯吹先生的儿童文学生涯持续了整整７０个春秋。在２０世纪的中国，以毕生的心力投身于儿童文学的创作、翻译、研究和编辑工作，心无旁骛，百折不挠，以最坚韧执著的人生方式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儿童文学事业相伴终生，陈伯吹先生堪称第一人。对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而言，陈伯吹这个名字的出现和存在或许是一个偶然，但是，对于陈伯吹先生来说，这种相遇就不仅仅是一种偶然性的人生际遇，更是一种基于天性、本能、责任和犟性而造就的命运安排了。 　　陈伯吹一生曲折漫长的儿童文学生涯，使我们今天的缅怀具有了一种重返２０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及其许多重大时刻、重要现场的可能性。例如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编辑方面，５０年代儿童文学的批评和理论探索方面，七八十年代儿童文学的文学重建方面，陈伯吹先生都以其独特的文学经验、智慧参与了那些历史的创造和书写进程。而且，由于陈伯吹兼具作家、翻译家、学者、编辑等多重身份，他的职业生涯与所辐射的历史内容及其意味也就变得格外丰富，也格外厚重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伯吹先生及其一生的儿童文学活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２０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程的一个鲜活而典型的历史标本。通过对这一标本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会在相当程度上触碰到一段历史的真实脉动，发现２０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艺术进程中隐藏着的丰富奥秘。 　　１０多年前，我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中曾经认为，儿童文学理论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却同样要受到它所依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受到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整体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也是这样。“随着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思潮的萌发和蔓延，环裹着儿童文学研究的大气候逐渐使理论自身正常探讨和良性发展的可能性受到影响和制约，这种情形到１９５７年以后便突出地显现出来”。那是一个一切儿童文学专业知识都被意识形态格式化的年代。可是，陈伯吹先生却以其天真的心性和对儿童、对儿童文学的最质朴的认识，做出了不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专业知识系统所兼容的理论思考，发出了在那个时代注定要被认为是“另类”和“异端”的声音――他提出了儿童文学作家、编辑要怀有一颗“童心”的著名观点。在《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在《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写道：“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那些被发表和被出版的作品，很可能得到成年人的同声赞美，而真正的小读者未必感到有兴趣”。 　　这些观点和言论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显然只有将其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比较客观而准确地掂量出来。在一个左倾思潮不断酝酿、膨胀、肆虐的年代，陈伯吹先生却以其纯粹而率真的理论直觉和知识勇气，脱离了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和公共经验的控制，说出了被当时许多人遗忘或丢弃了的文学经验和常识。事实上，这些经验和常识本来未必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但是，在特定时代特定的话语环境中，它们却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陈伯吹先生个人的经验，成为他个人坚守的儿童文学知识――这其中蕴含了多少具体的历史内容啊。 　　陈伯吹先生以纯真的知识理性和微弱的一己之力抵抗强大的意识形态暴力和特定的学术潜规则，他所带给中国儿童文学历史的不仅仅是一些可能更接近事物真相的专业知识，更是一种在特定时代极为稀缺的学术道德和人格品质。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这样说过，一种纯粹和整体的知识不能从特定的政治现实以及时代状况中获得，而只能借助于追本溯源，回到“尚未损害、尚未败坏的自然”来获得。撇开陈伯吹先生在儿童文学诸多领域里的贡献不论，仅以他在理论批评领域所做的工作来说，他在一个漫长时代里所进行的理论博弈，的确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果实。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