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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华文明活态文化认知新时代 　　 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一批19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中国昆曲入选。那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在中国还十分陌生，人们还没意识到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推广普及究竟意味着什么。2001年新创刊的《文明》杂志在第12期刊登了“民族民俗”内容相关的“鄂温克驯鹿人”，2002年第三期刊登了“贵族苗寨牯藏节”。随后在不同期的《文明》杂志中又继续登载了民俗类选题70余篇，其民俗主题内涵涉及到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多民族文化类型。《文明》杂志以其敏感、宽阔的文化视野和直面生活的田野信息采集，以精彩的视觉图像和鲜活的口传文化内涵，使中华文明中隐蔽在不同民族村寨田野中的活态文化浮出水面。2001年至2003年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预热期，应当说《文明》杂志是传媒领域对非物质文化关注的先行者之一。 　　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朝向现代化行进的步伐表现出一种超常的快节奏，现实社会和生活的变化超过了体制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2003年后，骤然升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热遍及大江南北，非物质文化作为品牌资源一夜之间成为地方政府无本操作的文化资本，人们看到了那些长久被忽视和搁置的民间文化资源成为提升地方形象和开发旅游事业的现成“土特产”。正是这样一种夹杂着短视功利主义色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热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普及。同样，我们也应当看到世界全球化趋势背景下，一个正在悄然开始的文化竞争时代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中国树立中华文明新世纪鲜活形象，维护民族文化主权和文化自尊，以及向民族文明内部寻找发展精神智慧和生命活力的一个契机。国家理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确立，以及2003年后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非物质文化保护相关的操作机制和立法程序的开始，中国加入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国家规范并启动了中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评选机制，公布了首批五百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一切都标志着我们几千年古老农耕文明发展中，一直处于下层和边缘身份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主流文化舞台，并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本，成为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迈开的有深远意义的精神脚步。2005年国家许多非文化因素的重大举措，如减免农业税、免除农村地区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学费，2006年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成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发展方向。这些同步发生的国家乡村建设理念都在深刻影响着非物质文化保护事业的开展。社会现实的发展正在激发着一个赋有社会学想象力和人本价值观时代的到来。 　　我们粗略的梳理出新世纪初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中国快迅发展的轨迹，并把其放在中华文明悠久历史背景和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去思考，旨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意义，以及传媒在这一具有公共性和诸多社会关联因素的文化传承保护事业中的角色及其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的开展，首先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其不仅打破了以往人为的上下层不平等的文化分野，把非物质文化放到了各民族社区发展的生命源泉和文化象征的高度，同时也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人本要素。这些是非物质文化应有的但长久被人为失落的文化尊重。非物质文化传统从历史的纬度来看，其深层的文化意义在于其以活态文化方式为中华文明持久性作出的巨大贡献，尤其在民族文化多样性方面，无论是文化记忆、还是文化传承、以及文化生态独特文化品性的保持，都是各民族乡村的民众以口传身授和文化凝聚认同的生存信仰价值观，代代相传维系着。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文明的活态文化传统是由各民族人民在守护着最后的文化底线，维护着最本源的文化信仰和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系统。可以说在中国辽阔的乡村大地上遗存着中华文明古老的文化记忆和文明活态的基因，这是一部无字的生命文化的基因库，是一部民间常识和社会生活构筑起的文化经典，也是一条人本生存延绵下去的人间大道。任何时代的发展对于一个民族的整体，只能从脚下生存的土地开始。由此可见，新世纪之初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揭开了中华文明活态认知的序幕，文化的人民性开始浮出边缘底层的水面，登上历史焦点关注的舞台。或许，一个中华民族文化新一轮的整合复兴时代业已开始，时代的精神思想正在人民的土地上滋生发芽。 　　因此，传媒的意义首当其冲的是文明活态认知最强有力的现实实践信息的传播载体，是倡导思想价值观快捷、强覆盖率的理想手段方式。在当今信息社会，传媒的社会影响力超越了常规教育和法规政策，尤其面对青少年群体，娱乐休闲式的传媒价值观导向，正在引领着年轻一代的生存消费观和生活价值观。同样，传媒也可以成为伪思想的传播者，成为庸俗价值观和错误导向的引领者。传媒的社会角色身份应当是面对社会公共空间，关注社会公共性问题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