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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两会”信息认知、渠道与评价 　　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外传媒争相报道的重点。作为十届全国人大、政协的最后一次例会，2007年的全国“两会”吸引了2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是“历年最多的一次”。①对这一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和公众利益福祉的重大政治时事，上海市民的认知程度如何？在新媒体发展迅猛、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信息新时代，受众了解、获取“两会”新闻信息的渠道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市民对今年“两会”的新闻报道又有着怎样的评价？围绕这些问题，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于3月16日19：00~21：30运用CATI（Computer-As sistedTelephoneInterview，即“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对上海市民进行了一项基于随机抽样的电话调查。调查成功访问了415名上海市民，样本覆盖了全市19个区县，以此推断总体时，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下抽样误差不超过正负4.8％。现将主要统计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一、对“两会”的知晓和关注程度 　　 　　调查显示，上海市民对今年全国“两会”表现出了较高的知晓度与关注度。84.6%的受访者表示知道北京近期召开了全国“两会”，其中40.6％对“两会”表示“非常关注”或“比较关注”，38.3％表示“一般”，只有21％表示“不大关注”或“不关注”（参见表1、2）。相对于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去年就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所进行的类似调查（前者的知晓率为59.5%，“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比例为35.7%，后者“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比例为24.6%），“两会”的知晓率和关注率无疑是最高的。这说明“两会”在上海市民心目中居于重要位置，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宣传报道，市民对“两会”新闻信息有了充分的接触。 　　 　　不过，毕竟有15.4％的市民在“两会”闭幕消息发布后仍不知“两会”的召开，这也值得我们思考―――是哪些人群没有（机会、动力或需要）接触到“两会”的信息呢？交叉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对知晓与否没有影响，而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则均被证明对知晓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特点是：年龄在25岁以下的青少年、文化程度较低（初中以下）和个人平均月收入较低（1000元以下）的市民对“两会”的知晓率较低（参见表3），这可理解为两类人群：青少年学生群体和低学历、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这提醒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加强“两会”对上述群体的信息传播，使得各类社会群体都能对这一事关全体人民利益的重大政治事件给予了解和关注。 　　 　　二、获取“两会”信息的主要渠道 　　 　　每年的“两会”都是一场新闻大战，尤其是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新媒介层出不穷的今天，各大媒体无不竭尽全力，力争吸引受众的眼球。那么，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新旧媒体的“座次”到底如何排定呢？本次调查发现：上海市民了解“两会”信息的首要途径是电视（66.1%），其后依次是报纸（17.9%）、网络（9.7%）和广播（3.7%），而通过家人、亲友、同事等人际渠道了解的受访者只占0.6%。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本中心数月之前针对十六届六中全会和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所做的两次调查结果，不难发现：在这三次重大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上海市民信息获取的行为模式极为相似，其共同规律是：（1）电视在市民获取重大时事信息的过程中“独占鳌头”，是确定无疑的最主要渠道，看来其声画并茂、频繁运用现场直播的独特优势牢牢吸引住了广大受众；（2）报纸紧随电视之后（与电视之间相差24~48个百分点，但与网络之间只有8~15个百分点的优势），说明在网络时代，报纸作为重要信息渠道的地位仍然保持，但是也隐藏着危机；（3）网络已经持续性地超越广播，以10％左右的比例稳居第三位，说明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它已经成为市民获取新闻信息、特别是重大时事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4）历来以时效性见长，曾在我国新闻时事传播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的广播地位显著下降；（5）由于大众传媒的空前发达，人际关系传递重大时事信息的传统功能已明显弱化，尤其在大城市更是如此。 　　如果结合前几年的两项调查（2001年的“9#8226;11事件”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②），我们将会更明显地看到市民在接触重大时事信息的渠道方面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广播）“名列三甲”的局面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电视、报纸和网络（参见表4、图1）。如果说三五年前“网络时代”的来临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的话，那么如今三次调查的数据已经明白无误地昭示了网络在新闻传播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事实上，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就引用网络上的数据来说明“两会”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