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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社会缺失” 　　科普专刊从综合性日报上隐退 　　 　　前不久在一次科技发明推广会上，碰到多年不见的朋友老薛，他现在从事膜材研制开发，市场需求正旺。说起这一行当，老薛多次提到受益于当年劳动报上刊登的一篇科普文章。那是在1990年，劳动报“知识宫”专刊曾刊发的《薄膜建筑话古今》一文，老薛阅后，对这一继砖、石、混凝土、钢和木材之后的“第六种建筑材料”很感兴趣。于是从好奇到关注，再到研究，后来筹款建立企业。十多年来，他所专注的新兴膜材事业飞速发展。就在我们交谈时，由于南方洪水灾害，要求订货和催货的电话不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媒体科普宣传最红火的年代。在上海，且不说上海电视台的一档家喻户晓的“科技之窗”节目，仅就报纸而言，当时上海四大综合性日报，尽管报纸版面仅为4～8个版，但科普专刊仍然占了一席之地。这些专刊各具特色，每周一期，如解放日报有“科学天地”，文汇报有“科圃”，新民晚报有“科学馆”，劳动报有“知识宫”等。这些科普专刊既有国内外重大科研成就、学术动态的解读，也有百姓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科学指南；既有社会热门话题的科学视角的阐述，也有各行各业新成果新发明的发布……因为科普专刊传播科学、普及知识的权威性、及时性、趣味性，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笔者从1988年初到1991年末，在劳动报主编了整整四年的“知识宫”专刊。专刊追求科学平民化、知识通俗化，文章样式也多样化。除了科学小品外，科学通讯特写、科学游记、科学小说、科学散文、科学诗，还有知识信箱问答、知识性杂文随笔等等，五彩纷呈，令读者喜闻乐见。专刊编发过苏步青、牛满江、束家鑫等著名科学家的专访，刊登过李国豪、翁史烈、陈从周、邓伟志等教授学者的稿件和题词；“知识宫”出版100期时，当年分管科技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还亲笔为之题词：“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事业”。 　　然而，这些曾经对于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大有帮助的科普专刊，已经离别我们的读者久远矣。放眼望去，在今天的大众传媒上，已经很少再看到专门普及科学知识的专刊了。我们的报纸纷纷从当???的4版8版，扩展到现在的48版96版，版面越来越多，却难有一个科普专刊的容身之地。此消彼长，报纸上充斥的是歌星影星、超女超男的娱乐版，迎合广告商的健康版、IT版、消费版……与此相对应的，我们常常会遇上一些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比如在2007年3月，杨振宁、陶一之、张霞昌、苏震西、章子怡、陈易希等11位杰出华人，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接受“2006影响世界华人”的殊荣。翌日，北京的一些传媒只是在娱乐版发了消息。传媒除对章子怡以外，几乎都兴趣不大，特别是对找到破解H5N1病毒方法的美国休斯敦莱斯大学女科学家陶一之、发明纸质电池的芬兰Enfucell公司首席技术官张霞昌等，甚或不屑一顾。 　　英国广播公司对此发表《除了章子怡，他们是谁？》一文，认为中国一些媒体只是重视报道一些娱乐圈的明星，而不够重视报道对中国国力增强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认为科学家、发明家不被传媒重视，这是社会的一种缺失。① 　　 　　经济效益制约了科普专刊生存 　　 　　那么，媒体上的科普阵地是怎样慢慢丢失的呢？以笔者所服务的单位为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劳动报扩版为16个版，成为上海第一张彩色印刷的综合性日报。为了走向市场，报社连续召开广告、发行座谈会，确定了正报和周刊“两翼齐飞”的办报方针，正报抓新闻，周刊促效益。报纸版面迅速改革调整。报社注意到，“知识宫”专刊编发的文章知识性比较强，面也比较广，但缺乏定向吸引广告投放的能力；同时科普文章风格严谨，与需要经济效益的市场服务类文字差距甚大，一番取舍，忍痛割爱，终于改换为其他专刊。 　　也是在这一时期，上海报业的科普专刊纷纷转换为健康、电脑、网络等专业领域的专刊，或是周末、时尚等娱乐休闲类专刊。其后，报纸专刊的经济效益功能日益强化，尤其近几年来，几乎所有报纸开办的专刊均被视为定向“招商版”，诸如人才、汽车、家居、装潢、楼宇、家电、旅游、教育等，无一不划入了广告经营序列，全部服务于广告。 　　诚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单位，消费者是否“买单”，已经与维系媒体自身的生存密切关联。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让报社可贵的版面资源都向有卖点的娱乐八卦、奇闻轶事靠拢，向直接能够创造经济效益的广告性专刊倾斜，不能为追求短期效益而放弃媒体传播与教育的根本功能。 　　其实，科普专刊也有自己的“卖点”，这就是传播科技知识,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培养公众用科学的思想观察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处理问题的能力。传播与广大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以及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科技知识,帮助人们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逐步培养相信科学、尊重科学、依靠科学、崇尚科学的意识,树立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