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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非农人口转化与产业转化均衡调整 　　 [摘 要]本文从农村人口向非农城镇转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城镇非农产业的调整，指出非农产业和人口的调整是生态福利和经济收益两方面均衡的结果。本研究建立在一个差分模型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调整达到均衡的条件，印证了中国非农转化渐进式改革的正确性，并说明在这种渐进的灵活调整过程中暂住证制度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次，文章认为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应充分考虑非农产业调整的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生态资源基础，并对现行各种入户政策和暂住证政策从生态资源角度作出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人口非农化 非农产业调整 生态福利 经济收益 均衡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9-0049-06 　　 　　一、引言 　　 　　无论从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还是从理论的角度???，结构调整与优化始终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保罗?克鲁格曼，2000；[1]（P212-220） 杨建文等，2004[2]（P4-10））。据测算，当人均GDP在300美元左右时农业占有较大比重，工业处于成长期；人均GDP在300到2000美元之间时，农业比重有所下降，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得到较快发展；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时，农业的比重继续下降，工业内部的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快（钱纳里，2001）。[3] （P26-32） 从各个阶段来看，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非农产业的调整过程。非农产业调整是伴随着非农产业要素调整来实现的。经济的发展主要通过劳动力、资本、原料、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等要素投入来实现。国民收入可以来自于以下四大项：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他们是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所取得的收入总和。本文对经济发展所需的投入以一种要素来代表，如劳动者人口，以集中考察非农产业调整和非农人口转化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效应在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经济突破了贫困陷阱（马尔萨斯陷阱），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口红利”（刘树成等，2007）。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临时工”短期效应严重，长期效应积累不够，即对劳动力资源过度粗放的使用已经没有了继续维持的基础。我国主要通过正式入户和暂住证方式调整非农人口的城镇非农产业化。两种方式中又以暂住证式调整为主，如深圳有常住人口1500万，但正式户籍人口仅300来万。一定程度的人口稳定是一个城市产业核心竞争力累积的基础（彼得?尼茨坎普, 2001），[4] （P315-326） 老工业城市上海的技术基础之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得以保持，得益于当地积累了大批技工。刘树成（2007）等的分析表明，通过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一体性机制，将劳动力转移、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结合在一起，从而改变劳动力粗放开发的机制，可以推进中国经济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政府应当建立进城打工者的身份转变机制，以此激励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累积和开发，逐步解决农民工进城做工仅拼体力，而无法进行经验和知识积累的劳动力“浪费开发”模式，完成农民向市民转变。这涉及到城市劳动力培训体系、户籍制度和保障覆盖等一系列问题的调整和改革，而其中有关非农人口身份转化的改革是重中之重。 　　城镇非农产业调整尽管需要吸纳更多的非农生产要素，但生产要素投入却需要恰当，尤其对于人口要素，他既在生产中消耗生产资源，同时又在自身生存维持中消耗生活资源；换言之他既可能生产大量的奢侈品和剩余产品，又可能消耗过多的物质资源和生态资源。正因为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消耗生态资源，人口越多人均生态福利越少。因此在非农产业调整中，需要选择合适的非农转化人口数量以使新增的非农产业产量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同时又不至于造成剩余积压，新增人口不至于使城镇的生活资源供应紧张，即城市能够养活新增的人口。从发展经济角度看，在一定的边界范围内，人力要素投入越多经济收益越好，从保持生态福利的角度看，人力要素投入越少越好。在进行非农人口转化时需要权衡经济收益和生态福利。 　　本文从生态福利和经济收益均衡的角度研究中国非农人口转化问题，所涉及的生态资源包括自然生态资源和社会生态资源，前者是为了维持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后者是为了维护社会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它们的总量都受到自然赋予或者前期积累限制。从生态角度研究中国非农人口转化的意义在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同时面临由水平经济（整体产业技术水平不高）向垂直经济（产业发展呈现梯度转移的趋势）发展的过渡（袁治平，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