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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互动 　　1901年，梁启超在谈到报刊的作用时，曾引用西方谚语，说它是“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那么，110年后的今天，作为学术期刊，能否成为中国学术界“之耳目也、喉舌也”，中国学者“之镜也”，中国学术共同体“之王也”，中国学术未来发展、进步“之灯也”，当今学术“之粮也”，不仅是中国学术期刊人的责任，也是中国学术界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中国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进入到了黄金时代，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其一是社科院与社科联系统主办的综合性、专业类期刊，综合类如《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专业类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其二是高等学校主???的文科学报及一些专业性期刊；其三是出版社与一些学会联合出版的学术期刊或以书代刊的“集刊（辑刊）”。目前，这三部分构成了中国学术期刊的主体框架，基本上满足了不同学科的读者需求。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学术期刊由于办刊主体不同，编辑水平有优有劣，所以存在着良莠不齐的问题。概括地说，可以总结为“同质多，优质少”，即低水平、粗放式办刊的多，而高水平、有经营意识的少；“重复多，特色少”，即内容重复、栏目重复，甚至刊名相差无几的多，而有特色、有创新、能吸引读者的少；“综合多，专业少”，即综合性期刊偏多，专业类期刊数量偏少；“收费多，付费少”，即许多期刊因为办刊经费不足，只好收取版面费，而向作者支付稿费的期刊比较少。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加强办刊人的职业道德操守教育外，还必须采取一些刚性措施。比如由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牵头，组成期刊界、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参加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评审委员会”，制定评审条例，对现有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打分定级，分出甲、乙、丙三类，实行末位淘汰。此活动形成制度，每两年评定一次，第一次对被评为丙类的期刊提出警告，连续两次被评为丙类的期刊一律转为内刊。在此基础上，培育中国的学术名刊或权威期刊。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对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的测定法，先后出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的“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简称“CSSCI”）、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虽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不科学之处，但大方向是正确的。相信通过不断地改进、完善，能够反映中国学术期刊的实际水平。 　　此外，近年来，高校和地方社科院系统为了量化考核方便，纷纷制定了以刊物级别来确定大刊、名刊，进而制定所发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主要观点归纳为一点，就是刊物的级别与文章质量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大刊、名刊也有劣作，小刊、非名刊也有佳作，不能以刊判文、以刊定文。这种批评初看上去是很有道理的，但仔细琢磨又感觉它回避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有没有学术大刊、名刊；二是精神产品究竟有没有商品的附加值。 　　首先，目前中国学术刊物的级别，是指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不是学术期刊的行政级别。这本来是计划经济的遗存，只是表明刊物的行政待遇和人员职数的多少，并不代表刊物的实际水平，如果以刊物的行政级别来判定刊物是否为大刊、名刊，及其所刊文章的质量高低，显然是错误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批评者的观点是有其道理的。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各刊物之间在人员素质、选稿标准、编校质量、管理水平等有着很大差异，因此，不加区分地说所有的刊物都存在着既有佳作也有劣作的现象，又犯了与被批评对象同样的毛病。 　　其次，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学术期刊作为精神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了商品属性，既然每一种期刊都具有商品属性，就应当承认期刊与期刊之间的附加值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差异，就是大刊、名刊与一般期刊的区别。 　　 　　学术期刊与中国学术如何互动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学术期刊在突飞猛进的同时，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学术产业链的两端，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学术界，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更多的财力投向了学术产业链的“入口”即学术生产上，而对产业链的“出口”即学术出版（包括图书、期刊尤其是期刊）则是重视不够的，大多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思维阶段，把学术期刊仅仅作为一个展示成果、交流信息的平台，对它的鉴定、评价、引导基本上是忽略的。目前最典型的一个怪象是，学术生产者犹如工程承包商，在项目申请阶段，面对无数个部门的层层把关，申请者像小学生考试一样战战兢兢，绞尽脑汁；一旦申请成功，进入生产阶段，承包商便摇身一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