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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发展危机与对策 　　解读中国奇迹的四大密码 　　 　　如何解读中国发展奇迹，我认为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新优势”、“文化包容优势”。这“四大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奥妙之所在。一是邓小平讲到的“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下了决心就干”，讲的是经济社会资源的集中配置和没那么多牵扯和掣肘，集中出效率。这可以叫“集中效率优势”。二是我们国家可以把所有政治组织资源动员起来，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建设最需要的领域和方面。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体制，政党政府企业齐心合力解决面临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几十年如一日地搞经济建设这件事情，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的合力和统一力量。这可以叫“政治组织优势”。三是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又没有先验模式，所以要靠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执政党和政府要不断地把地方和基层探索的制度创新经验加以总结推广并实现法制化，不断地满足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对制度供给和制度变革提出的需求。这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无限广阔的作为空间。这个优势可以称之为“制度创新优势”。四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优势，既具有超越个人私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理想主义，又有在日用伦常生产生活中寄托理想和追求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也就是荀子所主张的“义利并举，王霸并用”符合中国人的理性定位。这是中国可以借鉴并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资本主义市场优势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优势的文化基础。这一优势叫“文化包容优势”。 　　 　　中国政治发展的四大问题 　　 　　但任何事物都存在两个方面。中国政治文化的四大优势本身也隐含着四种危险：“权力腐败”、“资本专制”、“威权复活”、“自律迷失”。一是权力集中的体制也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和权势分利集团的出现。一些掌握资源垄断权和市场准入权的部门、公职人员和国有垄断企业，利用公权力或大搞钱权交易，或变相瓜分国有资产，或为个人以及小集团利益提供发财和升官的机会和条件等等。二是政治服务于经济也在一些地方和基层出现了权力傍资本的倾向。些地方和基层官员对经济发展政绩的依赖，对资本规模利税收益的财政依赖，往往形成了权力被资本绑架、政治被经济单方面决定，甚至资本和权力勾结，赚取超经济利润，共同盘剥百姓。三是制度创新满足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但制度创新的推进和可持续往往依靠人治，依赖地方和基层领导者的个人品质、领导能力。这就导致了在一些地方法治实际推行不力，大有威权复活的迹象。四是包容文化虽然为借鉴一切文明成果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但主导意识形态的衰落使社会大众满足于极端实用主义的世俗文化的市场供给，货币崇拜和权力崇拜大行其道，理想迷茫、人格矮化。 　　这四大危险暗含着中国政治发展可能发生的四大危机：体制的合法性危机，政权的公正性危机，法制的权威性危机，文化的共识性危机。 　　我国目前体制的合法性如果发生危机主要来自三大方面：官员腐败失控、权势分利集团坐大、普选授权需求得不到满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先生把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中后期开始到21世纪初的腐败泛滥定义为“权力资本腐败”，不同于80年代中后期由于“双轨制”引发并限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这时期的腐败主要与“资本存量”有关。这些腐败都与资本密切相关，并带有整体性、全方位的特征，而且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这种权力和资本勾结形成的“腐败利益共同体”，有的学者又称之为“权势分利集团”，不仅使腐败呈现种集团化和社会化的态势，严重摧毁人们对现有体制的信念，而且对人民利益的伤害更加显性化。 　　权势分利集团垄断行业利益、瓜分国有资产、侵夺国民利益目前也成为引发人们对体制合法性质疑的另 　　个主要问题。据《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的研究，“权势分利集团”主要指三类群体：“一是部分垄断行业、企业领导人员，利用其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二是少数党政领导干部，把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三是某些有背景的家族企业，利用权力优势破坏市场规则，攫取超额利润；有些‘草根’出身的企业家，也通过重金收买权力来获取资源优势。”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占据并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和国民资产，这样的“权势分利集团”不仅严重地侵害了国民利益，也严重地削弱了人们对现有体制的信心。 　　对体制的合法性产生质疑的第三个因素是普选授权民主需求的不断增长。普选产生政府对于现实的中国却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以普选的方式产生政府，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很多地方都有了很多尝试。但这些竞争性选任干部毕竟限于个别地方县乡级的创新尝试，尚没有在更高层次并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