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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制历史演变与大势 　　正确地理解中国历史，有助于处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我们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决定自己该做什么。文献记载华夏―中国共同体之浮现，乃在尧舜时代，此为天下之构造期。此后，中国历史上存在五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治理秩序，依次是封建制，王权制，绝对主义皇权制也即秦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以及现代国家制度。这五种治理秩序前后相续，构成中国历史变迁之基本线索。 　　 　　一、天下之构造 　　 　　在传统文献中，尧、舜、皋陶、禹、汤、周文王、武王、周公一向被敬仰为圣王。正是他们，以上天所赋予的高超的治理技艺与智慧，筚路蓝缕，前赴后继，在一千多年的实践中，构造出一个稳定而宏大的华夏天下，为华夏文明奠定了深厚而结实的基石。 　　此当华夏治理之道及其所支撑的文明初生之时，中国治理之道与中国文明之基本基因，也即华夏治理之道的基本问题意识、天下构建之基本策略、治理之基本价值、制度等等，均于此际较少遮蔽而较为直接地显露。这些，构成了华夏治理之道的“母题”或者说“原型”。未来所有追求优良秩序者，都在实现这个治理之道。因而，理解这个时代及其治理之道，对于理解此后中国历史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这个事业，一言以蔽之，就是构建“天下”，构建“华夏共同体”。圣王之“圣”，也就在于，他们为华夏共同体之凝聚、构造、扩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而值得后人永远敬仰。 　　这个华夏治理之道的初创时代始于帝尧。正是他，开始了“合和万国”或者“协和万邦”的事业。这是华夏文明的第一次跃升。而“合和”、“协和”这样的治理之道，也就构成此后华夏共同体深化、扩展的基本策略，“和”则成为描述优良治理状态的最尊崇的概念。 　　帝舜时代则是华夏文明史上第一个巅峰。帝舜以其“宽”的气质，构建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天下治理架构，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共治”。由此，帝舜时代成为一个圣贤迭出的时代。中国治理之道的核心观念在此刻均已形成。 　　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人物是圣人皋陶。皋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或许也可以说，他是最具有原创性、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对尧、舜初建天下的创造性实践，进行了同样具有创造性的反思、抽象，提出一系列基本的词汇、概念，并将其结合成为一个连贯的理念体系。华夏此后四千多年治理思想的演进，基本不出他所提出的理念框架。 　　随后，禹、汤分别建立了夏、商两个家天下的王朝。这两个王朝的治理各有其特色。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道信仰与优良治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帝尧初建天下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构建――或者是重建――天道信仰，其信仰的对象是“天”，天的人格化存在形态是“上帝”或者“帝”。普遍主义的天道信仰乃是天下观念的超越性保障，绝对的天道也是对君王的一种有效控制。一旦天道信仰衰败，君王必然放纵欲望与意志，其治理活动必然趋向败坏。而此时，人民就会诉诸天―上帝。古典时代，古典革命总是以天道信仰的重建作为开端。汤武革命如此，文王受命、武王革命同样如此。 　　 　　二、封建制 　　 　　封建制是具有一定文明的人群具有构造大规模共同体的意识之时，最容易想得到的蓝图。它的治理架构异常简单，而又非常奏效。因此，日尔曼人走向欧洲各地后建立了封建制，由此形成欧洲“中世纪”，进而演变出欧洲的现代文明。 　　可信的文献记载所呈现的尧、舜时代，则毫无疑义是封建制。尧、舜、禹等华夏文明之圣王，就是透过封建制度初步构造了华夏之天下共同体。当然，这个时候的封建还是比较粗疏的。经过夏商两代上千年的演进，最终，周人建立了“经典封建制”。 　　此一治理秩序形成的关键，正是周公制礼。解读《尚书》所收周公颁发之诰命，可以发现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周公制礼之实质：面对陌生人治理之现实，周公将天下之联结纽带从“亲亲”转向“尊尊”。就是说，在周王与诸侯的关系中，剥离开血缘因素，而将其大体上转变成为契约性君臣关系。此后，这种关系向下渗透，贯穿于天下所有人。自然的兄弟、子侄关系，也被构建为礼法上的君臣关系。 　　所谓封建，就是两个人透过书面契约建立君臣关系，封建的基本组织单元就是这样的君臣共同体。这一订约过程的一般性称呼是“策名委质”，周王与诸侯建立关系则被称为“策命”。 　　在此一君臣关系的性质是相当特别的：君臣是不平等的，双方的“名”和“职”，也即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但是，双方的权利―义务又是相互的。也即，即便是君，其对臣的权利，也要以自己对臣尽义务为前提。 　　封建的种种制度安排，均需基于君臣关系的这一性质予以把握。经典封建制之建立，恰恰是因为周公超越了血缘关系，而将君臣关系建立于书面化契约之上。古人所说的“周文”，首先当作如此理解。由这一性质的君臣关系，周代才发展出复杂的礼制体系，此为“周文”的衍生义。 　　当然，封建之君臣关系绝非战国时代出现、在秦制中达到巅峰的命令――服从式君臣关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