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不用之用”.docVIP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不用之用” 　　 [摘 要]作为文学功用观的“不用之用”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因而也是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审美主义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反对派，相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力量。对“不用之用”的强调，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不过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审美主义的文学观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它满足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不用之用工具论审美主义 功利主义 文学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8-0130-07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不用之用”作为一种文学功用观，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不用之用”的辞源在老庄那里，不过其理论原型是康德美学中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命题。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又与西方迥异，现代带有审美主义倾向的作家对文学之用的理解与康德的美学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不用之用”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家或批评家那里，内涵有所不同。大致说来，这个词后面的“用”指的是社会功利，其中自然包含着不同的现实诉求；前面的“不用”在晚清的意思是，审美从性质上来说是无用的，创作主体不应抱有功利的目的，五四以后的批评家和作家则摆脱了康德哲学的形而上学色彩，着重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谈“无用”，强调作家在创作时不应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所以“不用之用”的意思就是没有功利目的而有功利影响。 　　本文以“不用之用”的文学功用观为线索，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进程。抗战爆发以后，就难以见到具有现实影响的审美主义话语了。虽然文中所论列的多数批评家或作家并没有直接用“不用之用”这个概念，但他们表达的文艺功用观的实质是大致可以用“不用之用”来概括的。这是一条尚未得到认真梳理的线索，却是理解中国文学观念现代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 　　 　　一、非功利与民族主义 　　 　　晚清国势陵夷，内忧外患频仍，中国文化作出应急性的反应，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求新、求变、求用成为时代的风气。由于西学的输入，一批有识之士接受了现代知识制度上的文学观念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是从一个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改良主义宣传家的立场来倡导文学的，把文学特别是小说视为新民之道。梁启超对小说地位的肯定只是对文类内部排名顺序的变动，其基本的文学思维方式依旧是传统的，因为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要传统。在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强调文学社会功用为首要特征的文学观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和挑战，中国文学观念出现更深刻的革新的萌动。这些革新者以王国维和留日时期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为代表。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美学思想，更全面地了解了西方文学史，对文学的谈论也由印象走向学理。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和康德非功利的美学思想，坚决反对功利主义，在中国率先旗帜鲜明地倡导建立现代知识制度上的与科学、道德等分治的“纯文学”观念。梁启超提倡“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虽然涉及到了汉语现代性和文类的现代性问题，但还限于局部，并带有新旧杂陈的特点；而王国维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和文学的独立价值，则找准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关键。 　　王氏的非功利文学功用观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中以儒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及晚清文坛以文学为新民之道的文学观念。《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用主要的篇幅批判了中国“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以哲学、艺术为“道德政治之手段”，去追求“当世之用”。[1] （P34-36） 王氏不遗余力地攻击功利主义，并不是要否定文艺之用。他和功利主义的工具论者的区别在于文艺之用的内涵及实现方式上。其文艺功用观用他自己用过的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无用之用”，① 这个词语本身即巧妙地寓示着“用”与“不用”的辨证关系。他所说的“无用”指的是现实政治层面上的“当世之用”或者说经世致用，而“用”指对痛苦人生的慰藉作用。② 　　王国维从文学功用观的角度，对中国几千年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大加挞伐，从而提出自己的文学观，之所以说他找准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关键，是因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倡导建立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把文学建设成为一个以自主性为首要特征的社会活动领域都是文学现代性的中心任务。不过，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中，王国维的文学观也带有明显的局限。王国维过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