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审美意识发展脉络及其演变基本特征.docVIP

中国音乐审美意识发展脉络及其演变基本特征 　　中国音乐审美意识的发展过程，既是古代贤哲们不断探究审美问题的思维历程，亦是音乐艺术家们不断创造审美艺术形态的物态化过程。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意识不仅表现在那些丰富而深刻的范畴、命题之中；同时也积淀在那绮丽多姿的音乐艺术形式之中。正如当代美学家所言：“某种文化形态与他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以及与他在同一块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某种文化观念不可能没有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并不那么直接，但却根深蒂固。”①一定时代的音乐艺术形式必定积淀了当时的音乐美学思想；而一个时期的音乐美学理论也必定潜藏在当时的音乐艺术形态之中，影响它的产生与变迁。那么，我们在研究那些表现为理论形态的音乐审美意识，记述各种美学范畴与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与转化的同时，不妨联系那些积淀了美学思想的音乐艺术形态，将二者放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之中综合考察研究。②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审美历程。 　　早期的音乐形式――原始乐舞与那些人面蛇身的氏族图腾，体现统治阶级威严与意志的狞厉怪兽一样都是被糅合在那混沌未分的巫术礼仪活动的统一体中的。“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③“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④。此时的人们认为“干戚羽旄”“发扬蹈厉”⑤与“格于皇天”“格于上帝”⑥一样与其氏族部落的兴衰命运息息相关。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将尚在萌芽的音乐审美意识，在那些保存于《左传》《国语》的零散论乐语录之中，人们无不要对音乐“考中声量之以制”⑦，使其合于“天地之性”⑧。认为只有能够祈求“风雨时至，嘉生繁祉”⑨的“平和”之乐才是美的；而那些会为“疾”为“甾”招来大祸的“繁手淫声”⑩则是丑的。这种仅仅基于人们“媚于神”而“求福”心理的音乐美学思想，却深刻地影响了先秦诸子乃至此后两千几百年的审美观，成为中华民族特有音乐审美历程的起点。 　　先秦时期，正如社会生活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一样，音乐艺术也渐渐从巫术与宗教的笼罩下解放，蓬勃发展，空前繁荣。这不仅表现在郑声的广泛流行，也表现在楚声的大量涌现；不仅表现为韩娥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11}的美妙歌声，也表现为伯牙那“巍巍乎若泰山”“荡荡乎若流水”{12}的天籁琴音。现实生活中的音乐趣味自由地进入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使当时的音乐美学思想领域出现了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哲学家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意识总结成理论形态，形成系统的美学思想。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韩非，均有一定的论乐文字。诸家内部既有继承，又有改造，既相互辩难，又有所交融，呈现出争奇斗艳的缤纷之态。其中儒、道两家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巨：儒家那情理结合、以礼节情，要将理性融入音乐情感，从而影响政治成就人生的“礼乐思想”；与道家那反对束缚、“法天归真”{13}、超越功利、追求内在精神之美的自然乐论，共同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的基石，二者的交融与斗争成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审美特色。 　　两汉时期，中国进入了第一个大统一时代，政治的稳定，国力的强盛，使人们对现实生活充满了热情与肯定，无论是那祭祀天地诸神的“郊祀乐”，“以事其君子”的房中乐，还是“丝竹更相和，执竹节者歌”{14}的相和歌与“千变万化，旷古莫俦”{15}的百戏，都通过一幅幅“总会仙倡，戏豹舞熊”{16}的丰满画面，在一个个缤纷绚烂的音乐形象中表现了人们对世间生活的肯定与继续延续的愿望；用一种“气势与古拙”{17}的美学风貌，表现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表现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美，那热情自信的民族精神。 　　可惜的是，这样的审美意识并没有体现在汉代的音乐美学论著之中。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汉代的官方宗教神学体系将儒家美学加以改造，形成了阴阳五行化的儒家思想。这种“官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在此时占据了优势，无论是《乐记》《汉书》《新论?琴道》还是《白虎通?礼乐》无不从维持阶级统治的需要出发，以阴阳五行为框架，以伦理纲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为特征，使音乐沦为礼的附庸，政治的奴婢，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与自由发展的可能。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美学家发挥老子的哲学，强调“天道自然”，反对对音乐的束缚，反对将音乐神秘化，以对抗和批判汉代官方的宗教神学体系。其突出的代表就是《淮南子》与王充的《论衡》。如果说先秦的美学思想是儒家的天下，那么，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回到老庄美学的运动。而汉代正处于这一转化的前夜。《淮南子》《论衡》恰好构成了这种转化的中间环节。魏晋南北朝美学家是通过《淮南子》和《论衡》而接受先秦道家的音乐美学的影响的。 　　魏晋时期社会的变迁在文化心理的表现则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他们世界观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身的执著。人的内在精神成了最高的原则，讲究脱俗的风度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人们重视的不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