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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俄罗斯文学崇高伦理境界 　　 一 　　作为世界文学高峰的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其高峰价值既不是仅就单一的现实主义文学而言，也不是仅就19世纪单一时段而言，而是就整体的世界文学而言。例如托尔斯泰，正如王安忆所说，托尔斯泰就不是靠特征性取胜的，特征性在他这里甚至不是特别重要的，他靠的是高度。“托尔斯泰永远不怕别人模仿他，也不用怕别人挤了他的地盘，因为他超出地面，站在高处。”托尔斯泰的高处应该是他的作品在情感和精神境界上达到的高度。这种高度永远和作家个人的灵魂质量捆绑在一起，这就是托尔斯泰不怕模仿的原因。托尔斯泰是位很不“惟我”的人，他有这种心肠：看到穷苦人无衣御寒，他会因为自己多有一套衣服而感到耻辱。你模仿《复活》，你就必须让自己变得有托尔斯泰那样博大的悲悯情怀，这绝对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只有托尔斯泰一处高峰，而是高峰林立，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等都是高峰。 　　俄罗斯文学的高峰品质，首先在于它是具有伟大而崇高的伦理境界的文学。它是一种充满着肯定性人性内涵和积极情感力量的文学，作家对自己笔下的诸种人物、对读者总是表现出一种健康而温暖的道德情感来。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当然不乏批判意识，不乏尖锐和深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学同时不乏感人的人间情怀，不乏真诚的人类之爱。在社会阴暗、人性弱点面前，俄罗斯作家并不丧失对人的理想和信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就这样说：“人们不是仅仅由无赖构成的；也有真正的圣人――这是怎样的圣人啊！他们自己是光芒四射的，并且为我们所有的人照亮了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并不认为人生来就是天使，相反，他似乎更倾向于认为罪和恶总是缠绕着人的灵魂，是人必须与之周旋、搏斗的消极力量，而且正是在这种惊心动魄的较量过程中，人展示了自己的精神的丰富和伟大。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主题，《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都力图昭示这一点。 　　而在我们当代文坛，道德的处境是最不妙的。早就有口号：“道德是??学自设的陷阱”。鄙视道德是我们一些作家标榜“先锋”、“现代”的时髦精神标签。有的就以“不用道德眼光评价书中人物”作推销自己作品的广告词。最高的道德感情是爱，是“从停止爱自己开始”的那种对“他人”的爱和同情。拒绝道德的文学，注定是缺爱的文学。“爱一不见，地狱就在眼前。”“爱并不在时间的尽头，如果它不在当下出现，便永远不会出现了。”（克里希那穆提：《爱的觉醒》第4页）在见不到爱的文学里，见得最多的就是别样的东西了。文学的根本道理与人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人间若是不要了道德，人间怕就没有办法与“兽间”相区分了。但是最不好理解的是中国当代文坛却偏要在要不要道德这一点上，将文学划入了不准道德进入的“特区”。这只能说明，在有这种文学“特区”地方的人群里，不可救药地发生了“道德的人”和“非道德的人”的严重分裂。 　　 二 　　显然，接近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伟大而崇高的伦理境界，是艰难的。难在这种伦理境界不是由文学技术因素形成的，而是由作家自身的灵魂质量决定的。让当下中国一些“著名作家”从灵魂上接近俄罗斯作家的精神境界，差不多需要“换魂”。 　　我们常常用“才气”称赞一些作家。看来，文学之“才”，主要不是技术，最要紧的还是作家的情感品质和精神走向，是他把自己的情感用在什么地方。“才气”、“才情”并提就对了，讲“气”、讲“情”，就讲到胸襟和精神品质了。一个作家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会使用什么技巧（尽管没有技巧也就没有文学），而是因为他在道德和伦理上达到了一般作家难以达到的境界。一个没有善良的情感和健康的道德境界的小说家，永远不会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这是我们仰望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应该获有的心得。 　　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写作，堪称是一种灵魂写作：以自己的灵魂作抵押书写灵魂。作家自身的精神世界深沉而宽厚，他们对人类不失望，他们对生命满怀着爱意的期待，他们懂得哪里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他们有资格、有能力、有热情用文学为人类建构安妥灵魂的精神世界。灵魂写作绝对是重在书写人物命运、塑造各类人物形象的写作，通过这种写作呈现人的心灵之旅、精神搏斗，成长和堕落、忏悔和救赎。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就是以塑造出富有灵魂呈现意义的典型人物形象，来作为自身存在的坚实标识的。没有了醒目的典型人物，差不多就等于没有这种文学。典型人物，是这种文学不可动摇的核心精神图景。文学就是用这种高品级的虚构的文学形象，把本来没有行迹的人的精神世界打扮得有了行迹，变得“实在”和具体起来，可以供现实生命通过文学阅读自由地出入其间，去呼吸精神的气息，去到其中寻找、认领或检讨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形状。这种文学里面，现在人们经意朝文学要求的那种东西，比如意识形态宣达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