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与经济分层社会确认.docVIP

人情与经济分层社会确认 　　人情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习俗，它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经济层面上看，它是一种互助机制，人们可以依靠它转移因生命周期变化而来的办大事的压力；在社会整合层面，它是一种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情尤其是仪式性人情发生了很大异化。在某些地区，仪式性人情场合的送礼数额非常高，招待客人的酒席标准也很高，这导致处于村庄底层的村民根本操办不起仪式性人情，也就无法广泛参与。这样，仪式性人情的规模大小就与村民在经济分层中的位置相吻合，仪式性人情场合最终变成了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场合。 　　 　　不同阶层农户在仪式性人情场合的表现 　　 　　笔者在宁波乡村调查中听村民们讲，送礼金额的增加主要是1990年代以后加速的，在其后的十多年间，礼金数额增加了十多倍。其中，来自朋友的礼金及其数额都快速增长。礼金数额的增长，当然与村庄经济的发展相关。村庄经济的发展为仪式性人情场合礼金数额的增长提供了可能，但礼金数额的增长速度却超过了村庄经济的发展速度。比如说笔者调查中的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994年是1000元左右，2007年这一数字上涨到7000元左右，仅增长了7倍；而同一时期，人情礼金却增长了10倍左右。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村庄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农户经济的分化，村里出现了少量富裕阶层农户、一批小康阶层农户、大量的中间阶层农户和个别相对困难农户。一个富裕阶层农户的年收入比30个中间阶层农户的总收入还要多，而中间阶层农户和困难农户的收入增长远远跟不上人情金额标准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间阶层和困难户该如何面对仪式性人情的压力呢？富裕阶层在仪式性人情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不同阶层的农民在仪式性人情场合的表现和作为是不相同的。仪式性人情场合的来往是互惠的，因此从长期来看是平衡的。当别人“办事”时，与之保持社会关系的村民前去送人情；当村民自己“办事”时，他的社会关系范围内的村民都会来“回人情”。当客人来“送人情”时，办事的人家需要用酒席招待来客。过去，酒席比日常生活中的伙食稍好一些就??了，其成本花费会远远低于客人的人情金额。这样，人情的经济互助功能就体现出来了。而现在，所收的“人情”金额与招待客人的酒席成本差不多，甚至不抵成本。因此，尽管人情在来往上仍然是平衡的，但每一次仪式性人情场合却变成了一次集体挥霍和浪费。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当然有资金、有能力去浪费，因为浪费的钱财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而同样的钱财对于中间阶层和贫弱阶层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中间阶层中的多数村民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也只能“踮起脚来做人”，不得不浪费钱财――当然，他们会尽量少浪费一点。贫弱阶层农户面临强大的压力，如果实在没钱，浪费不起，也只好作罢。 　　中间阶层农户为了尽量少浪费钱财，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降低酒席标准，让仪式性人情像过去一样有钱结余；二是自己尽量少举办仪式性人情，即使举办也尽量少邀请村民，同时尽量少参加其他村民举办的仪式性人情场合。但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第一种做法显然不太可行，因为这样会被村民指责“办不起就不要办”。因此，村庄中下阶层一般采取第二种方式，即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举办仪式性人情。即使操办，村庄中下阶层农户请的客人也比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少得多。 　　与中间阶层和贫弱阶层的农户尽量压缩人情交往不同，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的农户则显得非常自由，他们不需要担心钱财问题，不需要谨慎小心。他们有钱，可以广泛参与各种人举办的仪式性人情场合，可以借此建立或保持各种需要的社会关系。当他们自己举办仪式性人情时，场面更重要，而钱财显然不是问题。亲戚、朋友、庄邻只要出现在他们的仪式性人情场合，他们就很高兴，觉得很有面子，而人情礼金真的无所谓。但关键是，贫穷的亲戚、朋友和庄邻，如果拿不出人情钱，他们是不会出现在酒席中的。即使主家不介意，村民舆论也很难宽容他，他们自己也无法坦然。 　　显然，在仪式性人情的舞台上，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可以表现自如；而中间阶层和贫弱阶层则在高涨的人情和酒席标准面前捉襟见肘。他们必须精打细算、谨慎小心，才能在硬性的人情和酒席标准与有限的经济收入之间保持平衡。 　　 　　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和阶层排斥 　　 　　通过仪式性人情场合，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庄邻和亲戚，而中间阶层和贫弱阶层却只能将自己的朋友、庄邻和亲戚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甚至不得不放弃与很多朋友、庄邻和亲戚的人情交往；最贫穷的人则丧失了人情交往的资格，在人生的重要时刻，甚至不再有举行庆祝的资格，也不再有通过人情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人情已经丧失了其经济互助功能和社会团结的维护功能。相反，它日益成为村庄经济分化的社会阶层确认场合和方式。一个农户在村庄中的经济位置，通过仪式性人情场合就能轻易看出来；反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