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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山下课”看央视春晚认同机制 　　1 　　 　　央视春晚是一种复杂的文艺实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权威、最广泛、也最大众化的文化认同的平台，是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在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中是独一无二的。春晚以“普通人”的形象和“全民共享”的“日常生活”模式，创造了一种大众认同。每年春晚，除了在零点钟声前后或其他日寸间特意安排的“点题”节目，比如倪萍主持过的《看看母亲河》、《黄河水》、《诗朗诵》等，绝大部分作品都以“日常生活”的面目和“普通人”形象出现。 　　2010年春晚也不例外。能让观众感兴趣的节目，如相声剧《不能让他走》(冯巩、刘金山等)，小品《一句话的事儿》(郭冬临、牛莉、刘鉴)，小品《五十块钱》(周锦堂、尹北琛、李铁)等，都离不开这一表意策略。歌曲《幸福两口子》(庞龙、吕薇)也是一个典型文本，它彰显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梦想：几个孩子，老房子，大院子，以及燕子、裙子、胡子等一系列“子”的物质符号，唤起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认同感或记忆。 　　纵观近30年的春晚，它最主要的表意策略就在于此，赵本山正是这种模式的代表。是也好，非也好，谈论春晚不得不谈赵本山。然而，尽管春晚剧组这一文艺界最强大班底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但终究众口难调，虎年春晚甫一落幕，网上便口水四起，20年长盛不衰的小品王赵本山也成了众矢之的。有人高喊老赵“下课”，有人批他“由红变黑”，还有人指责“垄断春晚”。春晚症结何在? 　　就市场来说，央视现在的处境的确今非昔比。各类媒体纷纷插足瓜分春晚蛋糕，即使不能分庭抗礼，单“四面边声连角起”的阵势也足以使国家一号的央视不敢小觑。但是，央视春晚的巨无霸地位依然无与争锋。央视之外的各式春晚，网络春晚、草根春晚、山寨春晚，无论是影响力、艺术水准还是关注人气，都依然有限，更遑论扳倒它。 　　在节目筛选和制作上，央视虎年春晚也使用了不少招数。比如，明显加大了对网络流行话语、热播影视资源借用的力度，“偷菜”、“哥只是个传说”、“唱的不是歌，是寂寞”、“雷人”等俯仰皆是，贴近潮流讨好观众的意图异常明显。请歌坛巨星王菲压场，邀昔日青春组合小虎队演绎虎年怀旧，特别是鲜艳夺目、五彩斑斓的高科技大屏幕，主持人“变脸”，都包含着良苦用心。 　　然而依然收效甚微。辉煌的历史无法再现，像赵忠祥与倪萍的黄金搭档，倪萍的“煽情”，《我的中国心》《冬天里的一把火》等歌曲，陈佩斯、朱时茂小品中“坏人”与“好人”周旋的艺术效果等等，部已经成为过去。最吸引眼球、最有公共性的似乎只剩下“魔手”刘谦。 　　可以说，28年来央视春晚提供的文化共识遭遇了危机，大众对它的认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赵本山的“由红到黑”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2 　　 　　　央视春晚不是一台普通的文艺晚会，它要调和各方面的诉求与期待。它是当代中国文化领导权的具体实践。在机制上，春晚是一个在国家主导下多种意义协商、谈判的空间，这是当代中国文化领导权实践的重要特点。在晚会的主题确定、剧组人选、节目筛选、修改、排练、艺术门类平衡、地域平衡、阶层平衡、演出时间长短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意义的争夺和协商。春晚是各种文化力量谈判的场所，它提供了意义争夺和协商的新样式。它既不同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又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斗争方式，是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逐渐成熟的一种新的文艺实践模式。因此，从中国的实际问题“赵本山现象”入手，检讨西方理论和总结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是我们理解春晚的一种视角。我相信，讨论春晚是极具当下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它涉及到在一个文化力量纷繁复杂的国家中，文化领导权何以达成的问题。 　　要赵本山，还是要李宇春，要周立波，要王宝强，抑或要李玉刚，不同的形象和选择所表征的意义显然不同。舞台也是阵地，是意义争夺的空间。主持人的搭配、节目的设计，明星的形象塑造，都是领导权的具体实践形式。赵本山以农民的形象出现还是以知识分子形象出现，也包含着领导权实践的问题。春晚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一巨型文本最核心的主题是对“改革开放的中国”的表征，它所塑造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形象和“全民共享”的文化模式都为这一主题服务。如果赵本山不是以农民形象面对观众，而是以辽足俱乐部董事长或本山传媒老总的身份出现，他还会取得如此广泛的认同吗? 　　春晚创造了后革命时代新的文化认同机制。这一机制非常复杂，富于中国特色，并非像一些学者那样，简单地将之与权力、体制、意识形态等问题挂钩就能解释清楚。春晚是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由新的大众媒体打造的，反映了新的社会历史状况的巨型文化共享平台。世界上没有什么文艺实践能够像春晚这样长期、强烈、集中地吸引国人的眼球，并负载如此巨大的社会诉求与文化想象。正如张颐武说，春晚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在中国公众心中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