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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共同铸造着大写现代人 　　在地球所拥有的亿万生命中，只有人被造化赋予了最高的智慧，成为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然而，人类尽管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却并没有普遍意识到自己是地球上最有尊严的生命，是对别的众多生命负有责任的生命。所以历来人类的知识精英，尤其是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一直都在思考着、阐述着什么是真正的、大写的“人”。 　　 　　德国文学的古典转向 　　文学领域中，歌德和席勒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席勒的全部美学著作，无论是谈社会、还是谈艺术，无不围绕“人”这个主题展开。歌德的创作，正如他在谈及《伊菲杰尼在陶里斯》时强调的，写的不是哪一国的人，而是“彻头彻尾的人”。可以说， 没有“人”这根轴心，没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不把人放在大写地位，则这两位政治身份、经济状况和创作风格均不尽相同的作家不可能走到一起，并且成为亲密的盟友。“人”的问题本来就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内容。无疑，国家四分五裂的鄙陋现实和糟糕不堪的国民生态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而从时间上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则是两位诗人结盟的直接触发剂。基于对平民阶层的同情和历史的眼光，他们对这场革命的正义性是肯定的；但基于对生命的珍惜，他们对这场革命的手段，即血腥的暴力深为反感。直到晚年歌德还深恶痛绝地对艾克曼说：“我憎恨那些暴力颠覆的人，同样我也憎恨那些招致暴力颠覆的人。”从前一种人中他们看到了人原始情感中的“兽性”成分，从后一种人中他们看到了“颓废”和“堕落”（席勒语）。这些人性中的重大缺陷，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这使歌德和席勒意识到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为作家，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方法主要靠自己的创作和思想。在“狂飙突进”运动中，歌德和席勒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压抑人性、钳制自由的精神能量已基本上得到释放，这些在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戏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诗歌《普罗米修斯》和席勒的早期四大名剧《强盗》《阴谋与爱情》《唐?卡洛斯》《斐爱斯柯》等作品中都有体现。经过十余年“狂飙突进”的“破”，到了该“立”的时候，早在《伊菲杰尼在陶里斯》和《唐?卡洛斯》中初露端倪的两个情结很快就清晰起来：一个是未来的“人”，一个是未来艺术。二者都需要有一个精神坐标和形式的参照。为此，以改造国民的精神人格和重建德意志文学为己任的两位巨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欧洲文化的源头――古代希腊、罗马。这里曾经孕育了人类最早的自由精神和民主雏形，这里曾经创造了后来在全欧洲乃至世界发扬光大的文学和艺术。古希腊的艺术原创精神，诚如 18世纪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所作的经典概括：“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无论何种艺术形式，都是自由而有节度，高雅而不失素朴，宏伟与凝重保持平衡，热情与理性互相协调，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健康、庄重、和谐。歌德不乏浪漫情怀，但又是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他经常用“节制”、“断念”等字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欲望，甚至将其概括为：“在规律中才能显出自由”。因此他被古代艺术所吸引不足为怪，这既符合他的伦理原则，又符合他的审美取向。席勒对古希腊的向往，早在1789年的著名长诗《艺术家们》中就已表露，如：“人啊，惟有你才拥有艺术！”什么样的艺术呢？另一处他写道：“你伟大，因为你温柔敦厚。”可见歌德和席勒把希腊的古典美看作未来人性美的蓝图。 　　德国文学的古典转向也受到了同时代德国哲学的强有力推动。18世纪诞生的康德哲学，把“人”置于哲学研究的中心，体现了对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追求，而且对现代美学影响极大。歌德和席勒恰恰对康德推崇备至。可以说，这时期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和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文学造成一股合力，共同完成了德国文学的古典转向。 　　 　　“全人”的构想 　　歌德、席勒所追求的“人”，是精神结构全面、思想情感丰富、审美情操高雅、伦理道德高尚的人，是浮士德所谓“用我的精神掌握最高和最深的道理，把人类的祸福都集中在他的胸中”的“全人”（All-Mensch）。歌德的许多重要作品，无不涉及人的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凡跟“人”有关的作品，歌德从不向壁虚构，都要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他曾坦言，他创作的戏剧《塔索》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明白了歌德创作的这一特点之后，我们再来看他的两部耗时最长、用力最多的生命力作“威廉?迈斯特”系列和《浮士德》。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的创作时间从1796年延续到1829年，几乎占据了歌德的后半生。写作过程持续那么长，是因为歌德要塑造一个“世界公民”，并借此融入更多的人生况味和智慧。书中出现最频繁的是跟“节制”有关的“断念”、“舍弃”。一个能力较强的人想要有成就，就必须懂得割爱，这正是歌德自己的亲身体验。如果他不善于“节制”，不能“舍弃”贵夫人的爱和宫廷职位，就不可能实现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