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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人物画创作构思再研究 　　摘要：作为一个进步的现实主义画家，任伯年不仅关心国家、民族，而且通过自己的作品，去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可贵的是，他作品的思想性，不是说教，而是通过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完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任伯年人物画的创作构思主要源自其进步的思想和熟练的艺术技巧，然而，技巧总是为表现思想服务的。任伯年人物画的创作构思从取材到主题的确定，其思想内容显得特别鲜明。 　　关键词:任伯年；人物画；创作构思；艺术作品；创意 　　中图分类号：J04文献标识码：A 　　Restudy upon Conceptive Figure Painting by Ren Bo-nian 　　SUN Shu-qin 　　任伯年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作品是同治四年(1865)，最晚的作品为光绪二十一年冬十月(1895)。他的创作道路，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是他创作的开始，这期间主要是植根于民间，学习民间艺术的传统，是他创作上的准备时期；七十年代他对传统的中国画有了研究，博采众长，同时又从西洋画中吸收营养，并融入中国画的创作之中，这是他创作上的变法时期；80年代不拘成法，勇于创新，是他创作上的鼎盛时期，并被誉为“海派”艺坛的领军人。尽管如此，由于他不是文人画家，他的社会地位很低，所以即使留下画语录，也无传记画评，过去书籍中有关任伯年的文字资料很少，这对研究任伯年的创作构思带来不少困难。现在只能从他大量的遗作，以及少量的画跋，民间传说的口碑来加以研究；从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考察他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因为艺术形象是必然要打上画家个人的思想、感情、性格特征的烙印的。 　　一、19世纪60年代任伯年人物画的创作构思 　　任伯年生在鸦片战争爆发的那年，在他青年时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激烈，帝国主义的蹂躏，清朝反动统治的腐败，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的反动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血迹斑斑，疮痍累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就在太平天国起义军转战大江南北，进攻浙江时，大约是1861年底，年轻的任伯年毅然投奔太平军，在军中，令掌军旗，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1864年中外反动派结成反革命同盟，共同扼杀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天京沦陷，任伯年回到家乡，寄居宁波四年。这段革命斗争生活，对任伯年后来的创作构思，有很大影响。 　　任伯年在宁波时，他见到了当时誉满南中国的任阜长。他的早期创作，就始于此。如《稻熟鹌鹑》(折扇，1865年作，南京博物院藏)，《人物轴》(1865年)，《二十四孝图》(1866年作，广东省博物馆藏)，《风尘三侠图轴》(1867年作，苏州市博物馆藏)，《沙馥三十九岁小像》(1868年作，江苏省博物馆藏)，《横云山民行乞图》(1868年作，中央美术学院藏)，《淞云先生像轴》(作于1869年底1870年初)等。从这些遗作看，肖像和扇面是画家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主要创作。 　　《东津话别图》(1868年作，中国美术馆藏)可以说是任伯年60年代的代表作，是画家寄居宁波四年后的创作。画上题跋说：“客游甬上已阅四年，万丈个亭、徐朵峰诸君子，一见均如旧识，宵箕灯，雨戴笠，琴歌酒赋，探胜寻幽，相赏无虚日，江山之助，友生之乐，其游洵不负矣。兹将随叔阜长囊笔游金阊，廉始亦计偕北上，行有日矣，朵峰抱江淹赋别之悲，触王粲登楼之思，受写此图，以志星萍之感。同治七年二月花朝后十日，山阴颐次远甫倚装画并记于甘溪寓次。”这段跋语，对我们了解任伯年的创作构思是很重要的可靠文字资料。而这幅画就是表现任伯年跟随阜长到苏州去，在宁波东门外大桥头向万个亭、徐朵峰诸君告别时的动人场面。全画绘有五人，是幅集体的肖像画，五人皆穿长袍，站立的姿态各异，画家用简练的笔墨，勾画了即将离别的顷刻间的复杂感情，在艺术的处理上，发挥了肖像画的特长，以工带写，比较严谨，画面虚实相生，严而不板，实能空灵，渺茫的背景和前景双勾的树叶桥梁形成了对比，恰当地渲染出《东津话别图》主题的气氛，既能刻画出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能熟练地把握复杂的画面，显露出年轻画家不凡的绘画才能。 　　任伯年《东津话别图》 　　二、19世纪70年代任伯年人物画的创作构思 　　19世纪60年代末，画家得到了名师任阜长的循循善诱，良好的学习条件，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其间他学习了许多名家的真迹范本，他对传统中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六十年代是画家深入向民间艺术学习，并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养分，那么到七十年代，他一方面刻苦钻研中国画传统，博览诸家，深入法度，悟得神髓，同时学习西洋画的表现方法，对景写生，练习素描。我们从张充仁先生二十三岁(1929年)临摹的十五幅任伯年写生手稿中那恣态不同的人的手臂、脚部动作等便可以看出其写生基础很扎实。这在清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