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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文明影戏(1905―1931) 　　100年来的中国电影发展，在电影启蒙中谱写着启蒙电影的业绩，在文化传承中被赋予传承文化的使命。中国电影的文化形象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全世界。中国电影凝聚着几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欢笑和泪水，传达着中国观众一个世纪的光荣与梦想。 　　 　　田汉在开始他的电影创作时，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宣言：酒、音乐和电影，这是人类的三大杰作。电影虽出世得最晚，但是它给人的印象最深，因为它能在白日造梦。 　　 　　寻梦《定军山》 　　 　　1896年8月2日，电影这个“新奇玩意”出现还不到8个月，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大张旗鼓地放映了最初的影像。虽然这次放映未必是中国电影放映的第一次，但至少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史料中，这是最早的记录。 　　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一天随着放映机的转动，投射在银幕上的影像都是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报章所登载的影戏广告，却告诉我们一百年前的中国人看到的是怎样的影像：1902年，上海著名的娱乐场所张园上映新片的广告，开列的影片目录中有：“花旗、法国大赛珍会”(即英法世界博览会)，“美国大战哑非利加”(即美西战争)，“中国拳匪大战大沽口”(即中国的义和团事件)。这些刚刚发生不久的世界大事，已经进入中国人的视线。当时的人们就“赞叹那做电影的人，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枯肠，想入非非，真是世界上无声的大教育家”。然而，这“无声的大教育家”在很多年里，始终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中国人所能看到的只是外国人摄影机里的中国。 　　 　　正如洋火、洋油等许多舶来品一样，中国人最初把电影这一舶来品称作“西洋影戏”。就像许多西方文明总是首先在上海登陆，但真正拿起电影摄影机的中国人却是守着皇城根的北京人。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购买了一套法国制木壳手摇摄影机，并说服适逢60大寿的菊坛泰斗谭鑫培站在摄影机前，开演了京剧《定军山》“请缨”、“舞刀”和“交锋”等三个片段。开拍前，任庆泰对刘仲伦等年青技师说，“别让洋东西唬住，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活动照相吗?” 　　当《定军山》在任庆泰自己的产业――大观楼影戏院放映时，京城的戏迷奔走相告，京城的第一批专业影迷就此产生。“西洋影戏”与国人最主要的娱乐项目――听戏，恰到好处地融合了。中国人的夜生活由此悄然转变，电影院每天早晚各放一场，每张票一至二角，男女分座几乎是所有电影院的规矩。在天津，权仙影戏院为便于晚场的观众回家，还“特向电车公司定下电车数辆，每夜散戏，候于园左，以送抵城之客”，看电影已成为生活的时尚。 　　遗憾的是，关于《定军山》的记录，我们只见于文字。中国电影资料馆现存中外影片27200多部，1922年上海明星公司出品的三本短片《劳工之爱情》，是馆藏影片中年份最久的故事片。就是在这一年，郑正队、周剑云、张石川等同道中人组成明星影片公司，同时，在拍摄现场开始使用由陆洁翻译的一个名词“导演”。 　　 　　第一个“繁盛时期” 　　 　　1913年元旦，临近外滩的香港路一方空地上，一群文明戏演员出演了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影片。这是郑正秋根据家乡广东潮州婚姻旧俗而构思的故事短片，批判了在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虽然政府已明令小学男女同校，但在摄影机前表演的演员还是清一色的男性，片中的女角也由男性演员担任(同年，香港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了《庄子试妻》，严珊珊扮演丫环，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演员)。简陋的布景借用于文明戏班，挂衣钩、自鸣钟和新式桌椅等各式道具甚至是用笔画或用竹纸扎出来的。而摄影机后的“主创人员”――25岁的郑正秋和24岁的张石川，此时并不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影片的编剧和导演，甚至对摄影机机位的变换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却明确地知道“创造生气勃勃的空气，来改造中国死气沉沉的现象……是文学家艺术家的责任。”因为外国人用影戏表现的中国人，“。不是污蔑的，就是隔膜的”。从美国学习戏剧归来的洪深教授，在为中国影片制造有限公司起草的《征求剧本启示》中称“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这一切都说明，这时的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教化作用已经有着十分明确的认知。 　　1923年，一辆客车在京汉铁路上缓慢前行，车厢内，张石川独自陷入电影梦的冥想。他此次汉口之行是为了《难夫难妻》的发行，却在旅途的寂寞中构想出一部对中国电影影响极大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在这部默片里，导演郑正秋“教化社会”的宗旨以及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艺术主张得到很好的伸张，影片在各地公映时获得了超越好莱坞影片的票房业绩，上海影院首轮放映时票价高达一元，而当时的京剧名角梅兰芳的演出也不过如此。 　　《孤儿救祖记》票房的成功，吸引了民族企业家，他们纷纷投资开办电影公司。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