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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价值 　　自古以来戏曲是人们了解历史传统，获取文化知识，陶冶内在性情的一个基本途径，发挥着经典、诗文、史书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它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形式，在当代与构建社会和谐有着全面、深刻的内在联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中国从清末开始有大众性质的学校，有能力去接受教育的人很少，最底层群众大多以观赏戏曲艺术来获取文化知识，了解历史传统，培养、陶冶内在性情。刘烈茂考察“车王府曲本”的鼓词，曾深有体会地说：“中国自古以来，识字并不普及，缺少文化的民众只能通过鼓词等说唱形式来认识人生，了解历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人生教科书’，鼓词等说唱形式所起的传播作用，功不可没。”［1］（P97）中国的传统戏曲起着文化传播工具的作用，人们对生活情趣、社会角色、道德价值的接受、理解和创造都有赖于戏曲这种有着音乐性及表演性的娱乐活动。广大民众，可以不知道国家发生了哪些大事，但很少不知道戏曲所演说的故事，戏曲对中国的民风民俗、文化思想、道德情操、苦乐心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任何一种艺术都难以企及。“实际上，一切标准的中国意识，忠臣孝子、义仆勇将、节妇烈女、活泼黠诡之婢女、幽静痴情之小姐，均表演于戏剧之中。”［2］（P245）戏曲所发挥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甚至是经史的经典无法比拟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中国，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联系，交通不便，加之居住分散、民众聚集一处的机会十分有限。因而观看戏曲表演不仅仅是简单的娱乐，而且是参加社会公共生活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其结构与功能意义，已经超出作为审美艺术的戏剧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又何尝不是对缺乏共同生活状态的一种加倍补偿呢？中国人对戏曲表演的痴迷，常使外国人惊奇：“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3］（P24）搭台唱戏聚起十里八乡的乡民，人们超越了庄户人家日常生活的范围，进入到一个自由热闹的公共领域。清王应奎曾详细描???清初江南乡村演戏的盛景：“观者方圆数十里，男女杂沓而至，男子有黎而老者，童而孺者，有扶杖者，有牵衣裾者，有衣冠甚伟者，有竖褐不完者，有躇步者，有蹀足者，有于众中挡拨挨枕以示雄者，约而计之，殆不下数千人焉。”［4］（卷四戏场记）中国传统戏曲表演构成了超越家庭、宗族等封闭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乡村生活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社群公共生活方式，同时也成为最大范围内的社群内聚力认同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全民共同信仰和国家意识形态不断被强化，其合法性也在全民性的情感共鸣中得到确认。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存在两大主流：一是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一是杂糅的、包容性很大的民众文化，他们相互牵制、相互补偿，形成了两极共存的民族文化格局。在大众文化中，戏曲是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全社会文艺娱乐的主要品种。因此，传统戏曲多用底层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用劳苦大众的感情去塑造人物，加之其不仅为“雅人俗子同闻而共见”，［5］（P27）在民众的价值世界里，朴素的是非观念特别强烈。戏曲里人物情感的真假、是非曲直、黑白分明，最能激起民众强烈的爱憎之感。戏曲的类型多样蕴涵着极其鲜明的道德观念，讽刺贪赃枉法，宣扬惩恶扬善，鞭挞见利忘义，它所刻画的人物性格单纯，好人坏人一目了然，非常符合心理结构单纯的普通民众的口味。由于贴近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接受水平，传统戏曲所传扬的传统价值观念对强化道德观念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戏曲人物的言行，常常是民众虔诚仿效的对象。民众朴素的道德判断在戏曲中得到共鸣和再现，他们生活的价值原则在戏曲的审美世界中获得了肯定性的赞颂，戏曲的道德训诫常常内化为他们的日常生活道德，编织成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世界。传统戏曲在传播社会主导价值观念方面，确实收到了巨大的功效。“戏曲之深入人心，比之其他任何文学与艺术为深刻。”［6］（P246）传统戏曲所宣扬的道德伦理价值获得了民众广泛的认同，极大的影响民众的道德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民众生活的意义依据和价值准绳：“在他们的思想上，按照家庭戏的样子去生活，生活就是如意美满的；按照生活的样子去看家庭戏，家庭戏就是楷模和学校。”[7]（P195）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民间价值观念中诸如“仁义忠恕”“三纲五常”等权威、正统教化伦理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理念，恰恰是民间的“愚夫愚妇”把它们变成了现实。所有这些，都得益于戏曲文化的传播之力，明代陈洪绶说：“今有人焉，聚徒讲学，禁民为非，人无不笑且诋也。伶人献俳，喜叹悲啼，使人之性情顿易，善者无不劝，而不善者无不怒，是百道学先生之训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8］（《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序》）戏曲以艺术的方式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三、另一方面，戏剧文学也影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