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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诗律音乐学分析 　　摘 要:汉语诗律的建立使得具体的诗歌作品在产生之前,已经被限制在一个潜在的旋律和节奏系统中,与之共在的还有这一声音系统的特定美学特质――“和”,它们对诗歌的声音形式进行了规定。其次,汉语诗律的存在使得汉语诗歌的发生方式产生了根本转变,从古诗之“声依咏”一变而为“咏依声”。此外,汉语诗律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取景框,将世界安置在一个特定的声律系统中予以把握和体会,世界人化了,也律化了。当一个人的世界在以律诗的形式得以呈现的时候,这一世界必定伴随一种既定的,与一种潜在的起伏抑扬的音乐同在。 　　关键词:声律;音乐艺术;声调;音乐学;旋律;艺术学;音乐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J612.1文献标识码:A 　　 　　朱光潜先生在其《诗论》中指出汉语诗歌发展史上的两大关键,其一是五言诗的出现,而“第二个大关键就是律诗的兴起,从谢灵运和‘永明诗人’起,一直到明清止,词曲只是律诗的余波。他最大的特征是丢开汉魏古诗的浑厚古拙而趋向精妍新巧。”①千百年来,声律是以一开一阖之道说,揭示往来无穷之岁月。诗歌声律从出现到成为中国诗歌之正统,无疑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有功能性的,例如格律为诗歌带来的实质性的审美规范,但也绝不限于声音层面的和谐。如此,声律的审美功能也仅仅是其一个方面,声律的有序和可预料,无疑为诗歌的创作和阅读提供了一种框架。日后,后人对四声功能的无限扩大化、日后的平仄二分以及律诗的大行其道,这似乎不应该仅仅是诗学问题,而无疑可从音乐美学和哲学的角度来分析。 　　 　　一、汉语诗律中的音乐要素 　　 　　四言诗的声韵之美是借助复沓的结构以及双声叠韵等等声音手段的运用,相对于日后的诗歌而言,其意义相对单纯质朴。词语之回环往复所编织的音乐性声音,成为诗歌音乐性的基础,并进一步演化成曲调。外在的曲调失落以后,其音乐性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阅读主体的涵咏,这也是一个创造性的曲调赋予过程,而其再创造的基础仍然建立在韵律、节奏、结构之上。一方面,汉语诗歌摆脱了外在音乐的束缚以后,另外一方面也因为伴随古诗的曲调失落以后,诗歌不得不以文字的形式展现自身。似乎世界只有时间流逝的声音,伴随时间之流逝在人们心力或强或弱或悲或喜之间交替出现。在四声出现之前,人们对于汉语诗歌形式已经经历了长期的探讨,诸多基于汉字特点的形式探索如回文诗、宝塔诗、药名诗等等大多被时光湮没,但从中透露出汉语诗歌对自身形式规律探讨之焦虑和莽撞。“魏晋南北朝,从士族到庶民,从上到下,人们对于声、韵的认识已经相当普及。而汉字的要素除了声和韵,还有声调。四声的问题,实质就是一个声调的问题。既然声韵方面的基本知识已经广泛地为世人所知晓,声调的辨析与归纳也就便利多了。”②声、韵的分析还是相对具体的,人们对于声韵的运用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在一个声音过程中,本能的心理知觉告诉歌者,在声音延续到一定的长度,某个音的再现可以拥有更加明显而强烈的节奏。音乐形式作为诗歌的本质要素,四声的发现使人们如获至宝,同时也确实为汉语诗歌之形式建构提供了恰当的手段。这是一个基于音调上的发现,人们非常清楚,对于诗歌来说对于音调的恰当处理意味着什么。一场对于诗歌声调和文字的全面讨论开始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善的诗歌格律终于大成于唐代。 　　诗歌格律的产生作为汉语诗歌史上的一个非同凡响的现象,其直接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齐梁。被人引证最多的是沈约《宋书#8226;谢灵运传》中对于四声的相关论述。沈约指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以上论述表明,四声的发现以及它在语言内部建构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语音体系,其运作规则直接来源于音乐。对此,已经有众多研究者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如王力在其《汉语诗律学》对于汉语诗律的音乐形式进行了细致归纳和具体的论述。朱光潜的《诗论》从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对于汉语诗律的音乐美学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此外,近现代学者对于汉语诗律的断代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汉语诗歌格律的流变。可以说人们对律诗审美功能的认识已经相当全面。从律诗的音乐化语音构成到格律作为人和世界之审美中介,也已有学者不同程度地有所提及。③四声的发现以及声律的建立,使得汉语诗歌可以脱离外在的曲调,单单通过词语声调的抑扬便可获得节奏和旋律,这一点已经有朱光潜等学者做出比较详细的论证,也是不刊之论。西方汉学家在这一问题的分析中,引入的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等新方法,使得问题得以在不同角度拓展。朱光潜指出五言诗和律诗的出现是两大关键。美国汉学家高工汉在其《律诗的美学》中进一步指出:五言诗之发生是汉语诗歌格律之前奏,这是极富启发性的观点:“这一新的诗歌样式的基本形式特点是运用了一种新的格律形式,它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第一次‘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