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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苦难目就是让苦难失去意义 　　记者：您的杂文作品情感沉郁，故事生动典型，这样独特的风格是否得益于您过去对小说创作的痴迷? 　　曾颖：准确地说，不只是“过去”，直到现在，我对小说创作也照样痴迷，这种痴迷，是多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惯，就像每天早晨的一杯茉莉花茶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在写作过程中，我对文体的要求是模糊的。很多时候，我在意的是“写什么”，而并没有过多地想“怎么写”。之所以如此，与我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有关。我所接受的学院式正规教育和训练非常有限，多年来都是凭着本能的喜好在读书，这注定我不可能成为下笔万言，句句在理且出典有据的学者。我的率性而为的读书和写作方式，注定只能让我成为一个感性的写作者。虽然二者在我心中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我总忍不住会对那些为人类撑开思想明灯的学者们投去崇敬的目光。 　　在某专栏的自我介绍中，我写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以深刻的思想为馅，以精彩的故事为皮，好的文章就是一个个漂亮的饺子。”这话听起来有些好笑，但却是我一直坚守的创作理念。如果纯是思想这个馅，熬出来的必是一锅深刻的菜粥；而纯是皮，则可能就成了一锅浅薄的面糊。就当下的杂文创作而言，很多作者执著于说理，而显得用力过猛；而有的作者热衷于讲故事，却忘了自己想说什么。真正像鲁迅先生的某些经典作品那样，把形而上的与形而下的东西结合得那么完美无痕的，却是少之又少。 　　 　　记者：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是您创作的主要题材，您为什么选择写一群不受重视的人，写一些不会令人开怀和轻松的文字? 　　曾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是我创作的题材之一。只是这样的题材，越来越受到包括贵刊在内的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刊物的关注，而使它被重视起来。 　　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类题材，也是我最喜爱且投入了很深感情的东西。之所以选择写这些东西，都不是刻意“深入生活”的结果，而是生活本身给我的。 　　我出生在一个弱势群体的家庭中，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贫穷、卑微与伤痛。有过这样人生经历的人，对记忆会有完全不同的对待方式。有人选择永远的忘却，像一只曾??被蛇咬过的小鸟一样胆战心惊地呵护着自己的伤口；而有的人，则选择了直面和正视，这有点像顾城的诗歌所说的那样：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我不敢说自己属于后者，但我努力地想成为这种面对苦难的人。 　　一旦苦难给了你洞察苦难的心灵，那么，你对苦难的感知也就更加敏锐。在我的下岗率几乎百分之八十的父系和母系家族里；在我每天行走着的新闻之路上；在我十几年来所混迹过的十数个工作岗位上；在我路过的菜市鞋摊和垃圾桶旁。这些苦难，有的是用眼睛就能看到的，有的是要用心灵才能感知的。而这些苦难在我心灵中产生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两类文字：一类是对苦难感同身受的同情；另一类则是对产生这些苦难的原因的讨伐和追问。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后者往往被阉割或畸变，使我的悲愤变成悲伤。我也从一个含泪的质疑者，变成个号啕的泪包蛋。这是我最不能也最不愿接受的一个事实。 　　早在十几年前当我爱上文学时，一个编辑就曾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你为什么选择写这些阴冷的文字，而不考虑写一些更好发表的光亮文字。 　　当时，我在心里说：我又不是要开灯泡厂，要那么光亮干什么?我看到的现实就是这样，我至少不应该说谎! 　　只可惜，作为一个视编辑为神的文学青年，我当时只敢在肚里这么嘀咕。但在我心里，这个念头却一直没变。 　　 　　记者：王大嘴、李小毛、赵四伯、在环保演讲会上收废品的大学生、想令退休金的农民、砸乞丐碗的城管队员……他们是许国人物还是有生活原型?是否因为您所从事的记者职业才让这些人的遭遇有机会被您所知，进而在您的笔下为世人所知? 　　曾颖：我并不是一个创作天分的写作者，关在屋里就能洋洋洒洒写出地球另一边的艳情故事。我也不能像时下红得发紫的那些畅销书作家，蹲在电脑前给人们勾兑忘记现实的各种神奇的迷魂汤。我的职业是记者，我在很多作品时也像写新闻一样，下笨功夫去采访，甚至跑到火车站或民工村去蹲夜，因为我觉得，生活的精彩永远高于我们的想像。 　　你上面所提到的人们，基本上都是有原型的，只是碍于文学毕竟不是新闻，而做了一些必要的加工，这些加工，因为手段不同，而分为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采访中遇到的人们，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无法作为新闻来报道，这样的人物，通常除了名字和出生地等是虚化的，其余基本属实。 　　第二类，是各种典型人物的典型细节和情节的组合，以起到强调我所想说的社会问题的作用。如被各种商业秀害得失去健康的民工王大嘴；只能写宠物新闻而最终失去新闻理念的李小毛等。 　　第三类，是有生活原则，但故事情节寄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与期望，想通过他们来展示我对生活的理解与愿望。如垃圾山上人穷心不穷的放风筝者；砸乞丐饭碗演苦肉计帮他要钱的城管，这已是不折不扣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