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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经筵中师道实践 　　[摘要]依托士大夫阶层实行全面文治，是宋代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促使宋代儒学高度发达，士大夫阶层政治主体意识、精神自觉意识同时高涨最重要的推动力。在此基础上，宋代儒学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政统的道统观，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念。揆诸历史，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过程。“师道”观念经中晚唐至宋初的古文运动。逐渐在儒家学者思维世界中渗透，而在宋真宗、仁宗两朝渐渐完善起来的经筵制度，使得士大夫依凭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优先权，逐步取得对君主的教育权，并将道德规范加于君主权威之上。在士大夫以道自任的基础上，形成道统脱离政统而自足的契机。 　　[关键词]师道 经筵 道统 政统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7-0114-08 　　 　　关于“师道”这一概念，邓志峰先生指出，师道与君道正和传统所谓道统与治统(政统)二义相当。 “师道”概念本身虽晚起。但先秦时代知识分子阶层应运而生，逐步导致政统与道统分离，同时君师角色由统一走向分离。故在中国历史上，师道的精神内涵一直存在，并在“道”的关照下，申发其内在张力，长期与“君道”对抗。邓先生在阐述师道渊源悠久的同时，承认真正的师道运动滥觞于唐，而壮大于宋。韩愈在《师说》中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与《原道》中讲“道”之不传在孟轲死后久矣，口吻一辙。中晚唐至宋初，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相表里，很多有代表性的学者都在“文以载道”的同时，不忘表彰“师”对于“道”的重要作用。这种表彰，其中虽不乏士人勇于任道的自觉精神，但总体上师道仍停留在对晚进士子的教育层面，并没有取得与君道对话的渠道，更无法与其直接对抗。 　　无论是韩愈为推崇师道而作的《师说》，还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表现出的不好为人师的态度，论说核心都指向“学者”或“后学”，亦即士人阶层中的后进求学之辈。宋初古文家柳开矢志接续韩愈，除改字肩愈外，特作《续师说》一篇，其中谈到“古之学者从师以专其道，今之学者自习以苟其禄”，其崇道之心有增无减，而发言的假想对象却仍然是“学者???。欧阳修在《答祖择之书》中，对于“师”与“道”的关系，有精细的辨析： 　　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三代之衰，学校废。至两汉，师道尚存，故其学者各守其经以自用。是以汉之政理文章与其当时之事，后世莫及者，其所从来深矣。后世师法渐坏，而今世无师，则学者不尊严，故自轻其道。轻之则不能至，不至则不能笃信，信不笃则不知所守，守不固则有所畏而物可 移。故学者惟俯仰狗时，以希禄利为急，至于忘本趋末，流而不返。 　　欧阳修所论师道的指对性，与他的前辈们没有根本性区别。由此可知，至少到北宋前期，古文家们仍未将君主作为师道的规范对象，而作为君道敌体的师道，更是无从说起。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以道自负的儒者，尚未找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王者师的机会。 　　宋初政治与文教的另一条发展线索，却为出现这样的机会提供了可能性。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成功戡定北汉后，如何维护统一战争带来的成果，避免让宋朝成为五代之后的叉一个短命王朝，成为宋太宗面临的主要政治话题。削弱武人力量与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是必行之路。实现从军事、民政、财政、司法各个角度，全面褫夺武人与地方权力，使之归诸中央，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这同时有赖于一个系统、稳固的文官管理体制的建立。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宋太宗实施的一系列具有文治导向、并构成相互支持体系的政策，都与这一目标有关。与此相呼应，完善各级教育制度、提倡读书为荣的社会风气则成为此一诉求的必要配合。要求与文化事业了无关系的武人也读书，或许是证明太宗急切希望化行文治比较极端、却也是比较好的例子。更值得注意的是，宋太宗亲作表率，躬自读书，并表现得异常勤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等编成《太平总类》1000卷，即因太宗打算日读3卷，用一年时间将它读完，而改名《太平御览》。太宗从这年十二月开始读这部书，同时任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至次年九月，已读800余卷。 　　此外，太宗很早就注意对几个儿子的教育。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即曾为诸子设置皇子侍读。太平兴国八年，诸王出阁，太宗为诸子设置了一批王府官员，其中有诸王府侍讲一员。据《宋史?姚坦传》，当时聘用的这名侍讲官就是经学史上颇具影响的邢_爵(932-1010年)。雍熙四年(987年)，依然担任诸王府侍讲的邢?向太宗进献《分门礼选》20卷，太宗对其中的《文王世子篇》很感兴趣，问宦官卫绍钦：“?为诸王讲说，曾及此乎?”卫绍钦回答：“诸王常时访?经义。?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太宗因而十分高兴，重赏邢?。可见太宗为诸王设置侍讲官，是希望他们能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