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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网瘾运动中权力构造 　　在革命后，过去庞大的控制体系遭到了动摇和破坏，怎样才能重建既不以监禁的形式出现，而又要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控制呢?精神病学立刻发现自己具备维持固定的社会秩序的功能，并利用精神病院来发挥两个作用：首先，治疗最激烈、最恼人的病例，同时，通过把监禁的地方改造成某种医院的模样，提供采种抚慰人心的保证和科学的形象。 　　――福柯：《监禁精神病学监狱》 　　 　　当前，一场对“网瘾少年”的改造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围绕这一运动的各种争论纷起，让人无所适从。本文试图从社会权力的角度，考察这一特殊群体是如何被定义和改造的。 　　 　　被倒置的疾病隐喻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里，以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为例，揭示出社会权力如何把躯体的病痛转化成一种道德批判，进而转化成一种压迫过程。如果借用一下桑塔格的思路，我们会发现，中国当前的反网瘾运动，恰恰是一个被倒置的桑塔格叙事。 　　在桑塔格那里，不管是结核病还是癌症，首先出现的是躯体的病痛，“病”在先，社会的道德评判在后；而在网瘾问题上，则是先有道德评判，后有“病”的命名企图。对网瘾少年的污名化――尽管有可能是无心的――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在一些论坛上，可以看到不少帖子以调侃的口吻说起身边的网瘾少年连续多少天没有离开过座位，媒体一度竞相报道某某少年连续上网多少天而猝死，似乎在争夺一项世界纪录。随之而来的是“脑残”、抢劫、盗窃等一系列的舆论指控，而这些被指控的90后，由于缺乏相应的自我辩解和表达能力，只能报以言语暴力。 　　福柯以麻风病和鼠疫为例，探讨了“驱逐模式”和“隔离模式”。在网瘾问题上，我们看到，通过“戒除网瘾夏令营”、“网瘾戒治中心”等模式，所谓的“网瘾少年”(本文特指未成年人)正在被某些权力形成的合力所隔离和改造。这些权力可能包括父母的监护权、教育权、社会对“正常少年”的普遍共识，以及无孔不入的市场之手。相比之下，近几年的“乙肝歧视”则更像一场由就业权主导的“驱逐模式”。 　　这场对网瘾少年的隔离和改造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究竟走向何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随着接踵而至的一场公共讨论：网瘾是不是精神病?这场反网瘾运动呈现出了权力审判的痕迹。 　　网瘾是不是“精神病”，这当然是一个专业学者才能讨论的话题，然而目前的舆论拉锯，如同讨论酒后驾驶算不算“以不特定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样，更像是一次社会道德的开庭审判。通过判定网瘾少年是“不正常的人”，社会得以对网瘾少年进行“道德隔离”，进而摆脱本该由不同群体承担的道德负疚。网瘾问题一旦精神病化，一切失范就有了一个科学且完美的解释，整个理性世界就安静了，社会亦运转如常。 　　企图摆脱这一道德负疚的首先是网瘾少年的父母。今年8月15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了一期对山东临沂精神卫生中心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的采访，节目中，网瘾少年的父母以振振有词的反问：“我该怎么办?”把一个本该属于自己的问题抛给记者。 　　公允地讲，教育失范并不是父母们能承担得起的问题，甚至学校教育也被全社会弥漫的功利之风包围。本文所指的未成年“网瘾少年”，其父母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打拼的一代。在城市，他们被快节奏的生活驱使，躁乱不安；在乡村，他们要出门打工，经受着现代化的中击。而孩子们正经历着“童年的消逝”，童年就像田园牧歌一样，早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幻。成功的压力迅速下移，连“小升初”甚至“入托”都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一边是部分孩子在现实世界的催逼下高歌猛进，一边是少数孩子在网络世界中沉沦泥淖。上网，变成对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反抗。对此，父母根本无力回天。 　　不可否认，一些网瘾少年身上出现了神经症的某些症状，比如抑郁、自闭等等。本文也无意站在颠覆者的角度，证明上网是正当的，或者改造是邪恶的。反网瘾运动并不是一个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模式，它的结构更为复杂，如果措置不当，将有可能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一次社会整体的失败。 　　美国新精神分析学派学者卡伦?霍妮(Karen Homey)一再提醒，“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这差不多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再重复一遍也许仍然有用。”令人沮丧的是，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只无形的手在试图划线。 　　 　　巴甫洛夫的幽灵 　　 　　网瘾少年是如何被改造的?在“新闻调查”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山东临沂网瘾戒治中心主任杨永信的特殊疗法。 　　“不管上网成瘾多么严重，多么反抗父母意志的孩子，只要被送进一间治疗室，出来的时候会立刻向父母道歉认错。”如此神奇的效果，杨永信是如何做到的?一个刚才还在对父母抡耳光的女孩，几十分钟后就变得俯首帖耳，原因何在?我们看到，杨永信此前利用的工具(目前已更换为一种脉中治疗仪)，是一种名为DX-ⅡA的抽搐型电休克治疗仪。由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