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研究中国家社会视角局限、经验与发展可能.docVIP

城市社区研究中国家社会视角局限、经验与发展可能 　　[摘 要]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基层研究开始关注邻里空间，许多研究者运用国家―社会范式来研究邻里。基于相关实证研究，本文力图揭示国家―社会范式在中国城市变迁研究中的局限性，尤其是对嵌入于特定邻里空间的利益与目标各异的行动者进行分析时的局限，认为在邻里研究中应更多地强调行动者分析。 　　[关键词]城市 社区 国家―社会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062-06 　　 　　一、城市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视角及其局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社区建设运动逐步开展，邻里也随之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分析单位。随着单位制度的解体，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城市的邻里空间。总的来说，城市基层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单位制研究和邻里研究。单位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单位体制的社会功能和组织结构特点。① 然而近年来，城市流动人口不断增长，城市居民对社区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单位制的解体也为城市基层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变化都使得邻里研究备受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关注。其中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新的邻里空间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形成，这一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替代单位制在基层社区控制方面的功能。 　　自20世纪90年代的社区建设运动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邻里空间的发展。[1][2][3][4][5][6][7][8][9][10][11] 尽管现有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城市基层的变迁，但大体来说普遍采用了国家―社会研究范式。这主要分为两种取向：第一种研究取向把国家视为解读社会转型中城市基层社会变迁的必要前提。在中国，党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持久而宽泛，基层社会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党与国家实现其目标而作出的新的制度安排与结构调整。如果基层社会出现了某些类似于草根民主或独立的社会空间的东西，那也应该在政党与国家的框架内去解读这些现象。[7][11][12][13][14] 第二种研究取向强调了社会转型为城市基层社会带来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空间的可能，主要关注社区内生力量。社区建设运动的进展――尤其是自上???下的社区组织的设立――使得很多观察者相信新的社会空间逐渐增长。一些研究认为，随着社区建设的开展，社区将最终享有自治和民主。[2] Bray指出，在社区建设运动中，社区开始管理自己的事务。[15] Wong、Xu and Jones和Benewick, Tong and Howell的研究表明社区服务在城市基层创造了一种自由的氛围。[16][5][4] 另一方面，城市住房私有化促进了业主委员会的大批出现。业委会在帮助业主维权的同时也为社区自治注入了活力，并且将最终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产生重要影响。[17][18][19] 项飚与宋秀卿指出“新社会空间”在城市已形成，并有可能对城市管理提出新挑战。[9] 李培林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原来由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将由市场与新兴社会组织来调节，“小政府，大社会”是未来社会的组织框架。在这样的视角下，他认为社会生活支持网络也将发生由单位到社区的转变。[20] 其他持有类似观点的文献还有很多，例如林流、徐中振。[21][22] 　　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本质上是基于西方或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它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国家建设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进程有积极的影响。从经验层面上看，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和政治转型同国家―社会范式的主题正好相吻合。国家建设、市民社会和民主化都是当代中国研究的热点话题。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都特别愿意用国家―社会的视角来剖析中国政治转型的特征及后果，尤其关注国家机器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用国家―社会视角来解释中国的情况有着突出的优点。因为改革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回顾近30年的改革历史，“国家”显然是社会、经济、政治改革中一个始终无法绕开的因素。如果一个旨在解释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理论没有把“国家”纳入到其分析框架中，这将是不可想象的。 　　总体而言，“国家―社会”范式在一些关键问题的把握和理论分析上都显示着巨大潜力。不过，由于被纳入分析框架的主体是整体的（作为整体的国家和作为整体的社会）而不是分化的，是二元的而不是多元的，一旦被研究的主体并不像其所假定的那样具有整体性，国家―社会范式的局限性也就突显出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利益的多元化，“国家”被多元行动者进一步解构。[19][23][24][25] 同样，社会也不是一个可感知的明确的实体。相反，它是通过具体事件中的不同社会行动者反映出来的。[26] 在邻里层面国家与社会也是模糊不清的，清晰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