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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社会学超越路径《江村经济》评介 　　江村经济，费孝通著，刘豪兴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微型社会学是以一个小范围社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的观察。由于地区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所处条件基本相同，因此通过对一个小范围社区的调查研究，也能反映出相同地域的基本情况。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微型社会学”概念意指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特点。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末的《江村经济》则是微型社会学本土实践的里程碑之作，这是一本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地方民族志。本文尝试从费孝通的“江村”经典研究中，透视微型社会学的具体超越路径，这也值得每一个实地研究工作者加以反思。 　　一、《江村经济》与微型社会学 　　微型社会学无论是对社区研究还是村落民族志，也不管研究者多么谨慎，他们事实上都自觉不自觉地隐含着更大的学术雄心。微型社会学作品最常见的命名方式便是：主标题+副标题，其中一个是研究的具体个案内容，另外一个则体现了研究者更宏大的抱负，至少是概括的方向。如费孝通以他所调查的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庄作为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时，也巧妙地添加一个副标题：“中国农民的生活”，后来以英文正式出版时更直接命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分析方法取自于社会人类学的原始田野调查方法，将社区或村落看成一个微型社会，具体而细微地描述它的生存与运行状态。但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抱负显然不局限于此，费孝通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自己力图通过一个个具体社区的微观调查，达成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基本概貌的深刻认识。 　　当微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个个案时，又可称个案研究。然而，极少有微型社会学研究者只谈论个案本身。 　　《江村经济》作为对一个具体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了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地方民族志。在解剖这只“麻雀”的过程中，费孝通从中敏锐地透视到当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的巨大结构变革，观察到了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以及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问题等等。在敏锐的分析后作出了非常有洞见的概括：这一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在于现代工商业势力的强势入侵和传统手工业的衰落。微型社会学为什么要选择特定情境中的某个具体社区或村落如开弦弓村。费孝通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中明确指出微型社会学可以“以小集体或大集体中的小单位做研究对象去了解其中各种关系怎样亲密地在小范围中活动”，他还赞成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教授“局限于小单位的观察有多种好处”。因之，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江村”调查能得到英国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高度赞誉：“本来的主要题材是对湖泽地带的平原乡村生活的一次实地考察……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费孝通在这里把村庄作为一个微型研究单位，并不是说，村庄就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单位。实际上，中国地方村落之间是密切地相互依存的，尤其是经济生活，因为20世纪初中国早己迈入全球现代化进程，成为全球现代性扩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村庄日常生活中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而，费孝通用微型社会学方法对“江村”调查的旨趣在于“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 　　二、微型社会学的超越路径：透视《江村经济》 　　诚然，微型社会学研究要将微观阐释与宏大结构结合起来，而不能止步于微观小景观。那么，如何从微型社会学的研究中挖掘出更广阔范围的理论意义，从《江村经济》中我们可发现、透视和反思微型社会学有哪些具体方法论超越路径。 　　“拓展性概括”。Leach曾经在Social Anthropology一书中对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人类学者提出责难，其中就包括费孝通的“江村”，那就是“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孝通在1990年发表《人的研究在中国》慎重地回应了这一责难。费孝通首先承认不能“以偏概全”，进而提出用“逐步接近”的方式来达到从局部到全面的了解，也就是由点及面的外推、拓展问题。的确，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通常将他们的研究结论局限在他们研究的狭小世界，无心顾及更广泛的历史模式和宏观结构。融入理论思考的微型社会学则追求自田野拓展出去，旨在从微观走向宏观，它从个别个案转移到宏观权力，力图去理解那些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的结构所干预。例如，旅美学者阎云翔在调查中国东北下岬村的地方民族志中，就力图对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90年代的市场改革进程中的农民集体生活加以深刻的拓展性理解。为此，《私人生活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