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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山歌社”民歌活动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因在海内外流传，最近受到广泛重视。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民歌?中国》、文艺节目制作中心音乐部、社教中心西部频道编辑部、教育电视台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康定县领导带领的赴京小组先后来访，了解《康定情歌》采集、编配、传播的情况。为此一再查阅历经浩劫幸存下来的尘封多年的“山歌社”有关资料。已发黄的土纸，精心刻写的种种油印曲谱，唤起许多令人动情的记忆。２００５年是山歌社诞生６０周年，感慨很多。 　　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４０年在四川重庆郊区青木关山上筹建的国立音乐院，设国乐、理论作曲、声乐、钢琴及管弦乐五个组。初创时只有两个班级，一百名学生。１９４２年教学秩序已较稳定，招收了７０多人。其中理论作曲组的新生最多。仅在江定仙先生班上学习的就将近１０人，是理论作曲组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因为这个班将在１９４７年毕业，故称１９４７级。我们几个有志发展民族音乐的同学，着手搜集民歌，于１９４５年９月，以“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组１９４７级”的名义编选了一本简谱《中国民歌》（第一辑），其中包括蒙古民歌５０首、绥远民歌８５首、新疆民歌１５首、青海民歌８４首（共１８２首）。 　　编选民歌过程中我们曾多次向杨荫浏老师求教，杨老师为歌集撰写了内容丰富的《杨序》，阐明民歌在音乐艺术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同学们编选这本民歌的意义：“国立音乐院作曲组的几位同学，学习到了相当阶段，渐渐觉得了解西方作曲技术还不是民族音乐合理的出路，便转向本国音乐中间寻求作曲的材料。他们第一步是从搜集和整理民歌开始。他们的想法是在分析这些民歌之后，能产生出西方作曲学中所未曾加以特殊注意的问题。由解决这问题的尝试，导向民族音乐的途径。他们第一次搜集所得，缮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对于这本小册子的准备，他们曾发生无穷的兴趣。在这本小册子及以后梦想中其他本国曲调小册子中间，他们正寄托着无限的期望。这种兴趣与期望，正在自然地发展之中。健全的萌芽，得到适宜的保养，可望结成有益的果实。” ??　编者在《自序》中阐明对民歌的认识：“民歌是人民生活的反映，为广大人民所熟悉和热爱。因此，民歌得以广泛的流传。民歌也是人民真挚情感的流露。经过无数人一代代口口相传的洗炼，造成一种朴质而优美的作风，在艺术上获得了不朽的价值。所以我们无论是基于提高民众音乐水准或是建立有世界荣誉的民族音乐的立场，都要研究民歌。”序言写于１９４５年３月５日，在当时这应是对民歌的很有见地的认识。《自序》中阐明收集民歌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改造民歌。无可讳言的，民歌的作者缺乏技巧的训练，有的不免粗糙，有的不免流于低级趣味。我们想试着将它们再加一番洗炼，使人民从自身的艺术上提高起来。第二，由民歌的研究着手而创造出民族的音乐。民歌既然是人民生活的产物，那它的节奏、旋律等都与人民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创建真正反映人民生活的音乐，便要去研究民歌的旋律、节奏和调式的规律，并且从旋律中去寻求一些可能的和声体系。我们以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以寻找到一条创作真正民族音乐的道路。” 　　从曲集中注明的民歌来源，可以看出这些歌曲选自：陶今也编译《蒙古歌曲集》（１９４０年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李凌编《绥远民歌集》（１９４３年桂林立体出版社出版）、王洛宾编译《西北民歌集》（１９４２年重庆大公书店出版）、王云阶赠送的一组他记谱的青海民歌手抄谱，还有少量零星收集到的歌曲。 　　歌集刻写及手抄的笔迹出于潘名挥、郭乃安、谢功成、朱石林、严良?之手，他们是整个民歌活动的创意者、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在编辑歌集的同时，他们将油印的民歌在全院师生中间传阅，发动为民歌编配钢琴伴奏，以便在音乐会上演唱，一时形成编配民歌的风气。不仅理论作曲组的同学积极参与此种有意义的活动，钢琴组和声乐组的同学也写了一些民歌伴奏。为鼓励同学们开展的民歌活动，陈田鹤老师动手为《在那遥远的地方》和《送大哥》两首民歌写了钢琴伴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收到一批附有钢琴伴奏的民歌。为演唱这些经过编配的民歌，音院学生自治会在大礼堂举办了民歌演唱会，全院同学以极高的热情参加此次演出活动。 　　民歌演唱会上演出了两组男声齐唱、三组男女声二重唱、三个女声独唱、三个男声独唱（共１１个节目）。７位声乐组的男女同学和理论作曲组的张文纲担任独唱与重唱，６位钢琴组的同学担任钢琴伴奏，许多理论作曲组的同学参加齐唱，共演出一位老师和２０位同学编配的３１首经过编配的民歌。这样的民歌演唱会在我国是第一次。 　　经过如此集中的展示，民歌的魅力显现出来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地玛利亚”、“城墙上跑马，掉不回那个头”、“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塔里木河水在奔腾，孤雁飞入天空”、“大板城的石路硬又平，西瓜呀大又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