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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都市报十年发展显现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传媒体制的变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我国的都市报异军突起。在这十年中，都市报从区域小报成长为主流媒体，发展、丰富了中国报业的市场性资源，催生了报纸经营向产业的转型。但也正是经历这十年的快速发展，都市报内在的矛盾也逐步显露。 　　产品创新的能力与动力衰退 　　都市报的成功在于创新，创新定位、创新理念、创新品牌、创新经营，创新出一整套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报业运营模式。但是近几年来，都市报产品创新的能力和动力明显衰退，其产品生产的水平基本上停滞在初创模式，并没有衍生出新的产品内涵和产品功能。 　　都市报在产品定型后的努力，其实是对报纸内容结构性缺陷的填充，或者就是对传统报纸内容的恢复，并没能在新的竞争要求中升级“市民生活报”的品类。在“市民生活新闻”之外，都市报所作出的努力，更多地表现在对版面结构的完善上，比如恢复传统报纸的副刊、评论，强化时政新闻、财经新闻等。 　　都市报崛起过程中的创新，打造出都市报有别于竞争对手的标志性竞争力。它包括标志性的新闻、标志性的版面、标志性的栏目、标志性的新闻操作理念的竞争力等等，使都市报能在日报、晚报的夹缝中赢得丰富的竞争空间和市场机会。比如，《华西都市报》的新闻策划、新闻追踪，《大河报》的舆论监督，《楚天都市报》、《华商报》的社会新闻，《南方都市报》的重大新闻操作模式等等。但近几年来，都市报曾经拥有的标志性竞争力在逐步消失，都市报的市场竞争标志日益模糊。比如“新闻策划”曾是都市报制胜市场的利器，而今已成为许多媒体的工作常规。比如都市报曾经善于报道重大新闻，因为缺乏新的竞争手段，导致都市报的新闻产品与其他综合性报纸雷同。 　　模式化与消极后果 　　都市报模式化是双重循环的结果。第一重模式化循环表现为都市报的相互趋同。以《华西都市报》为代表的草创都市报和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新生代都市报成功以后，引发了中国报业的都市报浪潮，同时也引发了中国报业市场化竞争的“都市报化”：都市报的办报理念、定位风格、新闻操作、版面设置、读者圈定乃至广告经营和发行模式都无限趋同，最终导致“都市报大同”。比如，南京模式、昆明模式、石家庄模式、武汉模式、西安模式、南昌模式，基本上是成都模式的翻版。而北京模式，基本上是成都模式、广州模式的混合。 　　第二重模式化循环表现为都市报固步自封。正因为产品创新的能力和动力衰退、标志性竞争力减弱，都市报自成熟以来就鲜有办报理念和操作手法的重大突破，基本上是既有模式的反复循环。如果说第一重模式化是都市报体外循环的结果，那么第二重模式化就是都市报体内循环的表现。都市报的双重模式化就意味着报业竞争开始片面集中，意味着竞争成本不断提升和市场空间相对压缩。 　　都市报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蔚为大观，就在于其舆论影响力和丰富的信息传播，实现了读者对于都市报的期待。然而模式化的恶性趋同后，同一区域的报纸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必然制约成熟报纸的市场扩张和新生报纸的有效成长，报业竞争的原始性被充分放大。都市报的公信力不同程度地出现信任危机：有些都市报在商业逻辑的驱使下，把公信力资源当作利益载体，来开发不正当的利益机会。有的报纸为了摆脱模式化的困境而刻意策划独家新闻，甚至制造假新闻，来谋求轰动效应和市场热销。有的报纸为了扩大发行量而走“低端市场”路线，去迎合部分读者的不良趣味，以煽情的手段包装新闻。一些都市报受眼前利益驱使，置公众利益不顾，放松对各类广告的审查和核实，致使一些违反广告法规、损害公众利益的虚假广告、低俗广告时见报端。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暴露了都市报职业道德体系的动摇与失序。 　　放弃所长，向机关报靠拢 　　媒体竞争应该建立在市场或受众分工的基础上，才能体现竞争的公平与合理，也才能实现竞争的完全与充分。从市场格局来看，都市报的成功，是机关报优先分配行政资源市场、晚报对机关报进行补充之后，构建第三元市场的结果，是机关报、晚报、都市报三者的合理市场分工。都市报创刊，以“市民生活新闻”和市民兴趣诉求的新闻为理念，努力开拓市民群体关注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娱乐、社会、消费等领域的内容，满足了市民群体对大众传媒的信息需求，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后来一些晚报向都市报合流，反映出市场机制对市场分工的调整与整合，但并未动摇都市报本来的办报理念。或者说，晚报向都市报合流，甚至机关报的都市报化，都证明都市报满足市民新闻诉求的成功。 　　但近些年来，尤其是近一两年来，都市报在所谓“权威媒体”、“主流媒体”、“新主流媒体”、“大报化”的进程中，开始放弃了都市报的竞争优势，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机关报特征。 　　比如都市报强化时政新闻报道，却并没有突破机关报模式，反而向机关报传统作风自觉靠拢；比如都市报重要新闻的版面配置，基本上是机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