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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理论和实践 　　 新时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相对于异常火爆活跃的文艺创作，确实不那么引人注目。尤其是不同理论话语的并行、隔离与互不介入，导致文化消费中商业精神的崛起与理论思维的式微。理论文章的著述常常被挤在报刊和书店的一角，书摊上的文艺理论专著更是寥若晨星,常使以评论为业者显出几分尴尬。然而，30年来，许多理论工作者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甘于寂寞，不计名利，有时甚至需要顶着各种压力和误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寻求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30年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的结果，在繁华似锦的文艺园地里留下了勤劳的汗水和坚实的足迹。尽管人们可以从文化环境、学术水准、理论建树等方面指出理论工作存在的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无视新时期文艺理论和批评发生的巨大变化，取得的显著成绩。与文艺创作空前的繁荣发展一样，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进步也是前所未有的。 　　理论界思想解放，争鸣踊跃，论题广泛，研究深入，理论建树颇丰，当之无愧地与创作共同构筑起新时期文艺繁荣的大厦。可以说，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紧扣时代脉搏，与历史发展同步的时期；是着眼学科建设，文艺理论全方位跃动的时期；是追踪创作实际，切实推进文艺繁荣的时期；是理论批评强化自主意识，走向理论成熟的时期。 　　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历程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文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从“真理标准”讨论到1984年，是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所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期。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清算他们在文化领域里的倒行逆施，认真清理和辨别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是非，恢复和发扬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一些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检讨。 　　这个阶段，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了一篇热情洋溢、语重心长的祝辞。祝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对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对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文艺理论与批评以及党如何改善和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作出了许多重要的、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成为新时期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阶段，文艺界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关于文艺本质、文艺真实性、文艺典型性、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在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尤其是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彻底突破了长期困扰文艺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狭隘观念，标志着文艺不在仅理论建设方面，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二阶段：1985―1989，上下求索，积极寻求理论与批评的新突破。1985年，在中国当代文艺尤其是文艺理论发展史值得格外注目。这一年文艺理论从沸沸扬扬、高潮迭起的文艺创作思潮的幕后走向前台，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以及其他相关的新概念成理论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有关文艺学方法论讨论迅猛升温且势头颇健，人们通常称之为“方法论年”。理论意识的觉醒似乎孕育着文艺理论研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1985年到1989年，新时期文艺在一系列政治、理论和文化上在拨乱反正之后，开始走向文化的反思。当这种反思从文学艺术家的激情创作转到理论家清醒的理性思考的时候，文艺创作和研究都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嬗变的良莠互见、鱼龙混杂，形成了变革时期文艺眼花缭乱的风景线。“新的美学原则”、现代派思潮的讨论还未结束，“伪现代派”的批评就接踵而至；“走向世界”的脚步刚刚迈出，寻根的呼声就高涨起来；方法论的热潮还没有降温，主体性和本体性的讨论以及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辩又迅速展开。尽管这些论争中有许多激进的脱离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论观点，但是绝大多数都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在思想解放的历史背景下，各种新的文艺观念都被社会最大限度地容许，其学术视野的开阔，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丰富以及论争中所表现的思想锐气和理论创新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有益启示。 　　第三阶段：1990―1992，重在建设，文艺理论在调整中前行。进入90年代以来，党中央认真总结宣传文化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在千方百计繁荣文艺创作、活跃文艺批评的同时，着手加快文化事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保护和发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打击取缔丑恶有害的文化垃圾。尤其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郑重提出思想文化“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求 “高度重视理论建设，保障学术自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研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为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围绕党的工作大局，从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