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图景.docVIP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图景 　　流动是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状态。不管是第一代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但流动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基于近年的相关调查来揭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特征，并就这种流动于其自身的意义做一些初步分析和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图景 　　 　　新生代农民工是由于各种原因丧失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从而被“抛”进社会的。对他们而言，获得高于其父辈地位的现实途径其实并无太多选择，而进城打工成为一条最常见的理想之路。但这一途径充满了崎岖和不确定性。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史的田野调查中，我们所读出的最能刻画其群体特征的一个词便是：“漂泊”。这也是他们走出校园、踏入城市后的生命历程中所体验到的生活方式。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XＺ。他1984年出生于湖南农村，初中毕业，人比较聪明，总渴望能有机会发大财。由于“小钱不想赚，大钱赚不到”――这是不少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心理，因此，他总是处于间断性的就业和待业状态之中。这从他的生活史轨迹图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而XZ的生活轨迹也可以说是许许多多同龄人的轨迹。虽然不排除有新生代农民工毕业后一直在某个固定的城市从事固定工作，但更多是经历多次的职业变动，比XZ的流动经历还要丰富得多的并不少见。 　　一般来说，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中学毕业之后直接进城打工，但相当部分还是先去学一门技术（如厨艺、驾驶、汽车修理、焊接等）。他们的初始选择往往持续不了很长时间，就会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再选择其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因为，他们进入城市的第一个职业选择往往是他们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或者更直接地说，一般就是父母的决定。不少父母不忍心也不希望他们跟自己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希望他们能通过学习掌握一门手艺来改变命运。这不但是其父母的心愿，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多年“漂泊”生活最原始的动力所在。 　　从另一方面来说，流动并不仅是表现为他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往返行走，更体现为他们在不同城市、在同一城市不同工厂之间的工作更换。基于这样的定义，我们在2009年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最频繁的平均0.11年就流动一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个月更换一次工作，而最长的也只不过是两年流动一次。其中，有超过六成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虽然没有比较数据，但我们推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次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频繁的流动应该就是两代农民工重要的差别之一。而根据我们的质性调查的经历和感受来判断，实际的流动频率应该比这个结果更高。 　　当新生代农民工刚进入社会、踏上外出打工的旅程时，由于对家和父母还有一定的依赖，他们会选择离家、离父母近的地方，而随着阅历、经验的增加，更多的人选择到外省寻求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打工初期换工作带有比较任性和随意的因素，由于太辛苦或是不喜欢而放弃原有工作的比例比较高（由于收入低而换工作的影响在打工初期也表现明显）。而从其整个流动史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迹象，后期的工作变动主要是从自身发展的角度来决定换不换工作，如果目前的工作不能满足他们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又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就会选择换工作。这也许可以部分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其现实世界实现了越来越多在打工之前所建构的梦想，而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也越来越高。他们会不断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机会脱离他们的籍贯所在地，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但有意思的发现是，到第四至五次流动时，选择本乡镇的比例又有所提高，选择外省的比例则明显地降低。这预示两种可能的现象：其一是过度而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他们个人的发展，导致逆向选择的现象；其二是由于企业和工厂倒闭、家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等各种原因而出现了部分返乡的现象。这意味着，在新生代农民工多次的流动经历中，可能并不是每一次新的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提升。“跳槽”过于频繁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利的。 　　职业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类型非常多样。调查结果表明，初次流动时有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体力型、服务类这些相对“低层次”的职业（两者相加的比例占59%），从事管理类、普通文员、个体户等工作的比例则较低。而当他们流动到第二次和第三次时，从事体力型工作的比例迅速下降，而从事技术型工作的比例则在上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向上流动的轨迹。但当流动到第四次时，却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体力型工作迅速上升了10个百分点，而其他较为“体面”的工作类型如技术型、销售型、管理类、个体户等的比例则都在下降。根据这一趋势，我们推测：整体而言，如果流动的次数过于频繁，则表明他/她可能并不拥有太多扎实的就业技能，因而容易失去工作，也不得不频繁地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就业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缺乏不利于他们的自身发展。 　　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