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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烧派”见证垃圾博弈 　　在过去的五年间，垃圾围城的现实逼迫城市的管理者们面对着垃圾处理的难题，但是从垃圾填埋到垃圾焚烧，期间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北京市城区生活垃圾首次实现负增长，9月份的一则报道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垃圾的关注。但是让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揪心的是，北京到底要建几座垃圾焚烧场？ 　　之前按照北京市规划，到2015年，将有9座垃圾焚烧场（即：阿苏卫垃圾焚烧场、六里屯垃圾焚烧场、顺义垃圾焚烧场、高安屯垃圾焚烧场、董村垃圾焚烧场、北天堂垃圾焚烧场、南宫垃圾焚烧场、梁家务垃圾焚烧场和京南垃圾焚烧场）建成投产。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如预期，由于民众的激烈反对，除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试运营，另三座焚烧场或缓建或面临更换选址，必威体育精装版的消息显示，北京有三座焚烧场即可满足未来五年内的垃圾处理。但赵章元仍对规划中存在的9座垃圾焚烧场深表疑虑，现在不建不等于将来不建，一旦9座焚烧场全部建成，“首都人民寻觅宜居环境的愿望就更加渺茫了。”赵章元立刻撰文表达自己的忧思，对于他来说，或许一场新的“反烧”战又要开始了。 　　 　　填埋之患 　　 　　作为一位水环境专家，当年探究地下水污染源头让赵章元一路追踪到了垃圾填埋场。2001年，赵章元带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诸多老专家考察了北京当时最先进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并做了一次地下渗漏污染检测。赵章元形容，他们为垃圾场的地下做了一次“CT”，多台精密仪器记录下的数据最终相互得到了印证。不出赵章元所料，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出现渗漏并污染了地下水。 　　起初，北京市的主管部门非常重视赵章元等专家的调查结果，并希望与专家们进一步合作来做好地下防渗工作。于是赵章元等人又应邀对东部通州的北神树垃圾填埋场和南部大兴安定垃圾填埋场也做了检测。其结果更糟，“渗漏得比阿苏卫更厉害”。他们立即完成了相关调查报告并将防治渗漏的建议提交给了北京市政主管部门。 　　原本愉快的合作在这时出现了变化，报告和建议递出去了半年没有回音。赵章元后来得知，报告在北京市政管委内部引起了反弹。在当时，???埋法被宣传为最卫生、经济而又安全的垃圾处理方式，“有人打了包票绝不会出问题”，“如果承认填埋场发生渗漏不是影响政府形象吗？” 　　老专家们的热情遭遇了一盆冷水。 　　不久以后，赵章元看到了一份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于全国300多个垃圾填埋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全国的垃圾填埋场普遍发生渗漏”。赵章元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应该对当地民众的健康负责，就向媒体和盘托出北京市垃圾填埋场污染地下水的严重情况，第一次郑重地“对垃圾填埋法提出质疑”。 　　这样的言论顿时把赵章元推向风口浪尖，主管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赵章元等人“非法检测”，并有主管领导对媒体表态：“垃圾填埋场没有发生渗漏污染地下水，过去没有渗漏，现在也没有渗漏，以后也永远不会渗漏。”这样“不尊重事实”的做法让赵章元很气愤，从此这位水环境专家就和垃圾问题较上了劲。 　　赵章元又带着记者去阿苏卫周边的村庄一探究竟。在距离垃圾填埋场0.5公里至1.5公里的阿苏卫、二德庄和牛坊圈三个村子都出现了高发病，有村医对赵章元说，自从有了填埋场，高血压病、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明显增加，喝了地下水的牲畜有的死胎有的猝死。不只是阿苏卫一直被赵章元关切，事后他还进一步追踪了解到，南部、东部和西部垃圾污染危害现象更加严峻。他开始了大声呼吁：“垃圾填埋法必须尽快淘汰！” 　　看到垃圾填埋场治污防渗措施迟迟推动不起来，赵章元又将疫病与填埋场污染问题做了综合分析，还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北京地下水污染风险的书面报告，通过媒体多次呼吁，一度得到国务院主管领导的高度重视。 　　后来，北京垃圾填埋场地下渗漏污染地下水问题得到了市环保部门的验证，认识开始转变了。随着填埋弊病和污染纠纷的日益增多，垃圾填埋法逐渐走向被人们淘汰的阶段。赵章元等到了中国固废处理史上的这一转折。 　　 　　作为“少数”的“反烧派” 　　 　　时间到了2005年前后，垃圾围城的困扰已在全国蔓延开来，人们开始寻找更新的办法，以焚烧的方法取代填埋成了新的议题。这时恰逢制定“十一五”规划，不少受困于垃圾问题的城市急切地将“推行垃圾焚烧发电”写进了市政规划。 　　赵章元并不是天然的“反烧派”，一开始他也抱着欣喜的态度对焚烧的方法加以探究，但很快发现垃圾焚烧并不是看起来那样美好。他告诉《小康》记者，当今最好的焚烧设备，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也会释放数十种有害物质，最麻烦的是一级致癌物二恶英。它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 　　有“主烧派”的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在国外是一种成熟的垃圾处理方法，现有的焚烧技术完全可以达到环境安全的程度。在二恶英的毒副作用被发现后，国外已经在技术上克服了这个问题，把二